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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假使日本人公開地對我們說，我們不能再遵守華盛頓協議，因為我們在北方已和布林什維克的俄國為鄰，如果在側面再有一個布林什維克化了的中國，我們的存在受到威脅，所以，讓我們有恢復中國秩序的機會吧！那麼，我們是不能提出異議的。於是，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於１月，向日本駐美大使宣稱，美國對東三省事件之態度並未變更。

１９３２年１月，美國政府向中、日兩國政府發出照會，宣稱，鑑於目前的局勢及在此局勢下美國本身的權利與責任，美國政府認為它有義務照會日本帝國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美國政府不能認許日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的合法性，也不擬承認中國政府或其代理人所締結的有損於美國或其國民的條約權利，包括關於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完整，或關於通稱為門戶開放政策的對華國際政策在內的任何條約或協定；也不擬承認用違反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７日中日美均為締約國的巴黎公約之條款與義務的方法而獲政的任何局勢、條約或協定。這就是美國的所謂“不承認主義”。隨後，美國國務院發表補充宣言，表示，美國絲毫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合法條約之權利，也不擬過問任何解決事件之方法，但此項方法不得破壞美國在中國的權利。美國在“不承認主義”中所維護的並不是中國的主權，而是美國在華特權和利益，對日本侵略者來說，這個所謂“不承認主義”沒有任何約束力。

術篇第88節　幻想國際公理（2）

３、向國聯討個公道，國聯貌似公允，實際上卻偏袒日方。

“九&#8226；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奉政府訓令，在國聯理事會上控告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破壞國聯盟約。要求國聯理事會立即採取措施，制止日本對和平的威脅和形勢的惡化。國聯理事會主席勒樂，對中日兩國政府發出內容相同的緊急通告。這個通告，不區別侵略和被侵略者，無視日本侵略軍已侵佔中國大片國土的現實，荒謬地要求中國軍隊從自己領土上“撤兵”。這分明是在偏袒日本，哪裡有蔣介石所幻想的“公道”可言。儘管國聯如此，完全聽命於國聯的國民黨政府，仍發表宣告，嚴令中國軍隊避免對日衝突，要求國民維持嚴肅鎮靜的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裁決。

９月底，國聯理事會在日內瓦開會，作出了９項決議，決議仍然是要求中日雙方保持克制，增加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內容，但是沒有規定撤兵期限。這就為日本拒絕撤兵，擴大侵略提供了藉口。日本繼續擴大對華侵略。國聯的決議都成了毫無價值的一紙空文。

１９３２年１月，根據國聯理事會透過的決議，組成國聯調查團，由英、美、法、德、意等５國的代表組成，團長是曾任印度總督的英國人李頓，故稱李頓調查團。這個調查團不是先到受害者一方，而是先到日本，在那裡呆了半個月，同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要員進行晤談，領會日方的意圖。３月才到達中國上海，隨後到達瀋陽。這時，日本侵略者已完全佔領和控制了中國東北，製造了偽滿洲國迫使李頓調查團承認事實，調查團到中國東北後，主要是從侵略者方面調查侵略的理由。在東北活動了一個半月，完成報告書，１０月，《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日內瓦、南京、東京同時發表，中國外交部公佈了報告書節要。這個報告書雖然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其基本方面是袒護日本侵略，同時又試圖與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現了殖民主義者的偏見，作了錯誤的結論，提出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建議。這樣一個調查報告卻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稱讚，他們胡說，調查報告書之觀察，明白公允。而它遭到中國人民的普遍反對。中國共產黨也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指出：李頓調查報告是“最公開無恥地宣佈了瓜分中國領土的新計劃；它公開宣佈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不僅應該佔領滿洲並且應該瓜分中國的全部。”

評析：

蔣介石在“九&#8226；一八”事變後，實行守株待兔似的無作為外交，其無作為的外交實質上是賣國、誤國的外交之策。提出怪異的對日“四不”方針，“四不”暗含著蔣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圖，繼續矇騙愚弄國人，給人們一種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欖枝，乞求日本不要擴大對華侵略，其核心內容仍然是對日妥協、退讓的不抵抗主義的翻版，是妥協投降之策。盼望國際公理的裁判，回報的卻是國聯偏袒侵略者，美英等列強慫恿日本進一步侵略。這是無作為外交導致的必然結果。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正義的政治需要正義的反侵略戰爭的支撐。蔣介石在軍事上的不抵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