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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渴望與日本親善友好。他在文章中還提出：兩國“不必拘泥於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掃除國交上的障礙”。他這樣輕飄的幾句，把日本侵佔東北、熱河都作為“懸案”而擱置到一邊了。蔣介石在這篇文章中傳遞的資訊是中日必須合作，中日合作要以維持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為前提。暗示日本侵略者要理智些，不能無限度地要價，逼迫太甚。

這篇文章引起了國內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視。日本政府作好友好的勢態，同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日本第６７屆國會發表外交政策演說，極力作出友好姿態，他說，日本對中國要實行“日中親善，經濟提攜”的新方針。

對於日方伸出的橄欖枝，蔣介石喜出望外，立即作了回應，他在接見日駐華武官時強調，中日兩國提攜之必要，希望日本不要妨礙中國的統一。至於中國人民的排日，排貨運動，“至當極力取締。”接著，在接見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等人時說，中日應該親善，這是中山先生的訓示與遺策。這兩次會見，是自“九&#8226；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第一次接見日方代表，日方大造輿論。蔣介石受寵若驚，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日外相的演說，是具有誠意的。他對日本記者說，廣田的演說“至少可以說是中日關係好轉之起點”。

為推進“中日親善”，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指派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取道日本，“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較之另派他人為最無痕跡。”５月，南京和東京同時宣佈兩公館升格為大使館，以顯示“兩國國交的增進”國民政府還鄭重其事地發表了一道“邦交敦睦令”，規定不得有排日的言論和行動，不準組織反日團體，如有違者，應予嚴懲。

然而，蔣介石的“中日親善”僅是一個夢想而已，他大為稱讚的日本外相的“日中親善”的演說，只不過是日本廣田內閣推行新的侵華政策的一種煙幕彈而已。隨後，日本策動了華北自治運動，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吞食中國的國土。一些地方宣稱“脫離中央”、“自治獨立”，組織所謂“自治委員會”，實為日本的傀儡。又一個“滿洲國”的陰魂在華北土地遊蕩，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評析：

蔣介石在對日外交上實行“委曲求全”的策略，是其“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延伸。搞陣前求和，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謂《覺書》，對有明顯的屈辱性的條款，他不加以反對，反而表示諒解；指使中方代表與日方代表簽訂《塘沽協定》，日方代表岡村寧茨竟然蠻橫地要求中方對日方所提停戰協定草案，只能回答“諾”與“否”，限定簽字的時間，中國所受的屈辱不亞於當年李鴻章在日本東京簽訂的《馬關條約》，對於這樣一個城下之盟，蔣介石居然自我陶醉，十足的阿Ｑ精神；推進所謂中日親善，麻痺國人，助長日本侵略中國的氣焰。蔣介石所謂對日“委曲求全”的外交，喪失民族氣節，委曲所得到的不是什麼“全”，而是國土喪失，山河破碎。

在對日外交上，蔣介石委曲求全，以忍為要。然而，一般意義上講，“小忍”寓“大謀”，“大忍”藏“陰謀”。蔣介石為了消滅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革命武裝，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好讓國民黨軍隊集中更多兵力從事反革命、反民主的軍事行動，置國家、民族的尊嚴、利益而不顧，對日本的侵略忍氣吞聲，惟日本之命所是從，喪失國格，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不可饒恕。

術篇第90節　夫人外交（1）

“夫人外交”的輝煌與尷尬

“夫人外交”，是國際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形式，但通常只是禮儀性的。蔣介石在國際交往中，喜歡採用“夫人外交”的形式，打夫人宋美齡這張牌。他把禮儀性的外交形式，變成了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外交活動。而宋美齡利用她對西方世界的瞭解，尤其是對美國政治文化的熟悉，加上自己的知識涵養與外交天分，在國際舞臺上展現出一個東方女性的外交風采。然而，她的命運是與蔣家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的，當蔣家王朝瀕臨覆滅時，她的外交魅力頓失。

事例：

例一：初次登臺亮相，展現外交天分。

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有約法三章，即，一是，蔣介石必須信奉上帝，受洗成為基督徒，因為宋美齡是虔誠的基督徒，兩人必須有共同的信仰；二是，宋美齡不生小孩，以專注於中國的革命事業。宋美齡期待著蔣介石能夠統一中國，這是她與蔣介石結合的原因之一，她說，希望從事建設性的工作，而不願意過當時中國上流社會婦女所過的那種自私生活，因此，堅持不生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