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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經過重慶談判，國共兩黨在建國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基本達成共識，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向多黨政治邁向了可喜的一步，中共代表和民主黨派代表協調立場，國民黨代表雖有作梗，但還是基本認可會議主流的政見，形成政協五個建國協議，為人們展示了多黨政治的良好的前景。

不過，這也只是良好的願望而言。蔣介石再次逆潮流而動，違背民意，撕毀政協協議，召開由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雖有兩個小的御用政黨參與，那也只不過是向外界展示“民主”的花瓶，對執政的國民黨根本起不到監督的作用，他們不願也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去實施監督。

與此同時，嚴格控制輿論，輿論一律，歌功頌德，粉飾天平，有膽大為者，直言批評，那也只是鳳毛麟角，即使這樣，隨之而來的是暗害、查封。民主管道閉塞，民怨沸騰也只是一種發洩，對國民黨產生不了監督制約的作用。

失去多黨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國民黨，可以說是在政治上放蕩不羈，為所欲為。

以黨治國政制不順，一個重要表現是缺乏權力監督的權力配置。雖然也設了“五院”政制，可是，其初衷主要還是為了表達國民黨政權的歷史邏輯的“合法性”，即繼承孫中山的遺願，貫徹他的“五院”政制構想，唯我才是正宗三民主義。君不知，那個“五院”與孫中山的“五院”相差甚遠，孫中山的“五院”制，基本指導原則是，權力分立，相互制約，防止權力濫用。可蔣介石搞的“五院”制，卻是“五院”統制，權力基本歸於一人。很難體現相互制衡，即使有那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是制度意義的合理性。

沒有監督的權力，與其說是一匹野馬，倒不如說是一匹兇惡的野獸，人性、理性喪失，權力濫施，權力腐敗接踵而來，在權欲、私慾支配下的這匹野獸，無惡不作，國家、人民的財富被大量吞食，權力本來是創造公共利益的工具，此時卻成為了吞食者。國民黨隨同變異了的權力一起墮落。

蔣介石攫取最高權力後，對自己的生活行為有所自律，其歷史上的劣跡少見發生，個人日常生活也不大奢靡。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政治家的小節如何，固然影響形象，然而，政治大節尤其重要，蔣介石背叛革命這已經失去大節，他當政後，也沒有去補償，而是獨攬大權，甚至攬權成癖，實行獨裁，將公共權力私人化，這是最大的政治腐敗。蔣介石的政治腐敗，是國民黨官場腐敗的始作俑者。上行下效，帶動左右，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權錢交易，無奇不有。

抗戰時期，國民黨借戰時集權之名，加強了對政權的壟斷，使國民黨一黨專制政體強化。在這樣的政治土壤裡，蛀蟲大量繁衍，國民黨官場的腐敗愈演愈烈。“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仰仗手中的政治權力，利用特權，控制國家主要經濟命脈，透過獨佔金融、掠奪土地、壟斷商業、吞併工礦業、控制交通運輸，大發國難財。１９４４年宋子文僅在美國的財產就超過４７００萬美元。大小官員貪汙腐敗成風，沉迷於燈紅酒綠的奢靡生活之中。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在重慶考察，看到重慶官場如此景況，感到震驚。他隨後到延安考察，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情景，毛澤東、朱德等領袖“設宴”招待他，飯菜非常儉樸，他卻十分高興，回到南洋報告中國之行時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把接收變成“劫收”，而且國民黨的所謂開始“憲政”，也只不過是走走過場，一黨專制依然如故。官場腐敗惡劣的程度令人髮指，在選舉所謂“國大”代表中，一些官僚、政客、豪紳都要當“代表”，採取種種舞弊手段。國民黨為了裝飾門面，分給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的一些票，被他們搶走了，有４２７人被勒令退出“代表”資格。於是請願、鬧事、絕食、哭靈，包圍中央黨部，以至在大會開幕之日抬棺材到會場門口等抗議行動，把政治腐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官員借“接收”之機，大發橫財，普遍貪汙腐敗，這已是公開的秘密，蔣介石在一次講話中，就曾用“三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的話，形容當時官員貪汙腐敗現象。１９４８年７月，在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蔣介石總結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失敗的教訓時說：“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階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

治篇第142節　一黨專制，在墮落中死亡（2）

國民黨整體腐敗，不僅引起民眾的憤慨，而且也引起其後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