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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美國人的不滿。１９４８年５至１０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華盛頓送去１５篇報告，詳盡而反覆地數落蔣介石的謬誤。美國總統杜魯門多次指出中國國民黨政府中的“貪官和壞蛋”。他說，今天肯定有１０億美元的貨款，在紐約列入中國私人的銀行戶頭。美國銀行界傳出，宋家和孔家確實有２０億美元在在曼哈頓。杜魯門得知後立即命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當然調查的結果一起保密，直至１９８３年之後才作了部分解密，但仍有所保留。杜魯門對國民黨的官員們截流美元的貪汙行為氣憤至極，若干年後，他在與美國的一位作家談話時，仍然餘氣未消，罵道：“他們全都是賊，他媽的，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的３８億美元中，偷了７．５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把它投資在聖保羅的房地產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裡，這就是曾經而且仍然在為所謂的院外援華集團使用的錢。”堂堂的美國總統居然用如此粗魯的語言，責罵中國國民黨的官員們，時至今日，人們看到這些文字，會為此羞愧，並會對國民黨官場的腐敗損害國格感到憤怒，不知當年蔣介石聽到杜魯門的責罵有何感想？

國民黨官場腐敗，戰場失敗這兩個互有因果關係的過程，已無法終結，國民黨內正直的人士憂黨者不乏其人。陳布雷就是其中一個。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他，為國民黨統治的日益艱危和種種腐敗狀況憂傷不已，自謂“目睹耳聞，飽受刺激”，“永遠在痛苦憂念之中”。“文膽”斗膽向蔣介石進言，一是與中共和談，二是責令孔家拿出六億美元作為軍費，遭到蔣介石的拒絕與羞辱。自己無力迴天，進言領袖又拒絕，悲憤之下，服大劑量的安眠藥自殺。

被國民黨內譏諷為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的蔣經國，打算以治亂必用重典之策，奉蔣介石的旨意，在上海打虎，喊出“只打老虎，不打蒼蠅”的口號，來勢洶洶。這本來是一種經濟補救行為，蔣介石想透過此舉，榨出更多的錢財，用於軍費。可小蔣卻要借勢演化成一場政治攻勢，敲山震虎，以遏制住迅猛蔓延的官場腐敗之風，使國民黨起死回生。外國記者形容蔣經國為“中國的經濟沙皇”，中國商人稱他是“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

可是當他碰“四大家族”，想來個釜底抽薪，查封孔家大公子孔令佩的揚子公司時，他再也不能朝前走了。宋美齡走出前臺，親自與小蔣爭鬥，把老蔣搬出來，正在東北坐鎮指揮的蔣介石急匆匆地趕到上海，止住了蔣經國的打虎行動。被抓的孔家大公子被放了出來，揚子公司轉移到美國佛羅里達。蔣經國“補天”不成，精神幾乎崩潰，江南在《蔣經國傳》中描寫道：蔣經國“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狂哭狂笑。”已經徹底墮落了的國民黨，是任何人都救不了的。難怪蔣介石對部屬說了句“來生再見”。

評析：

一黨專制是導致國民黨腐敗的體制根源。其最大弊端是拒絕任何形式的監督。權力制約理論認為，失去監督與制衡的權力是腐敗的政制根源，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第一，壟斷政治資源，排斥其他政黨參政，拒絕黨派監督。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使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創的多黨民主政治程序斷裂，第二次國共合作後，雖然建立了國民參政後，那不過是一個諮詢性的機構，即使這樣表達一個民意的機構，蔣介石後來也嚴加控制，使其徒有虛名，排斥中國共產黨的參政員，而一些民主黨派的參政員的行動也嚴加限制，無法對國民黨進行監督；抗戰勝利後，撕毀政協協議，召開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取締民主黨派，為所欲為，中國共產黨不能透過正常的民主路徑對它進行監督，各民主黨派更是奈它不何。

第二，嚴格控制輿論，輿論一律，歌功頌德，粉飾天平，根本談不什麼輿論監督。

第三，假“訓政”之名，行愚民之實，對民眾實行組織控制和精神控制，沒有任何真正能表達民意的渠道，民眾發起的民主運動受到殘酷鎮壓，敢於揭國民黨短的知識分子遭受到打擊，甚至被殺害。

第四，國民黨沒有內部沒有健全的權力制衡機制，政權運作雖然有“五院”的設定，但“五院”為蔣介石控權，沒有真正賦予權力制衡的職能。國民黨的組織紀律約束，異化成派系鬥爭的工具，無法自律。蔣介石也多次搞過整理黨務，但那時打擊、消滅共產黨的代名詞，根本不是對國民黨的整頓。即使蔣經國在上海用打“老虎”造勢，也被蔣介石予以制止。

失去監督的國民黨整體腐敗，在墮落中死亡。

蔣介石把國民黨領上了執政黨的地位，他為國民黨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