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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為國民政府主席。根據《訓政約法》的規定，國民黨中央由國民政府訓導，亦即由蔣介石訓導，五院院長及各部長的人選，都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任免，五院分立改為五權由主席一人操縱。

《訓政約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蔣介石依法組成以他自己為“黨國”的“最高領袖”的獨裁政府。

１９３６年，國民政府公佈了《五五憲章》（即憲法草案）。《五五憲章》最大的特點是打出了“還政於民”的旗號，因此，較之前面兩個法律檔案有較大的改變，一是將政府首腦由主席改為總統，總統有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等一切大權，並賦予所謂“緊急事變”、“重大變故”時，任意釋出緊急命令的特權。二是刪除了訓政綱領一章，增補國民大會的內容。國民大會由選舉產生，但是《國民政府組織法》雙規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候補委員為當然國民大會代表。這樣，“國大”仍然是國民黨的一個點綴。三是規定給予人民各種“民主和自由”，但在條文中用“但是”和“限制”語加以否定。

《五五憲章》在《訓政約法》的基礎上有所前進，在形式上規定了一些類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條文，取消了國民黨“訓政”的規定。然而，它並沒有改變《訓政約法》法定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質。所謂“還政於民”只是停留在官樣文章上，並沒有實質性的實施舉措。因此，“還政於民”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即使這樣的一個根本大法也只是一紙空文，並未付諸實施，所謂“訓政”時期仍在延續。

評析：

蔣介石自攫取國家最高權力後，從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起，宣告“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其實，他所說的“訓政”與孫中山的“訓政”理念有著實質性的區別。孫中山認為“訓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這是一種“權能分治”的治國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透過教育與實際訓練，增強民眾的民主意識，提高政治參與的熱情，為將來實行憲政奠定良好基礎。

而蔣介石所講的“訓政”，完全曲解了孫中山的“訓政”理念，閹割了它所蘊含的民主精神，第一，背離了孫中山“訓政”理念的民主治國的精神。儘管在權力配置與安排中，講到政權在民，也規定了人民的四種權力，但是這些權力由國民黨“訓練國民逐漸推行”，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所謂“訓政”實際上成了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一人獨裁的託詞。

第二，按孫中山的設想，“訓政”時期是一個不太長的過渡階段，應創造條件，讓民眾在實踐中增強民主意識，提高參政能力，或是蔣介石搞的“訓政”卻是壓制民主，無限的延長“訓政”時期，到後來明確宣佈實行“憲政”長達近２０年。

第三，缺乏逐步健全的法律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從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６年曾圍繞“訓政”制定了《訓政綱領》、《訓政約法》、《五五憲章》三個法律檔案，這些檔案的內容前後有所不同，但其以黨治國、愚弄人民的本質沒有改變，它們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與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確定與維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人民應有的權利幾乎全被剝奪；廣大人民群眾爭取生存權和民主自由權的鬥爭此起彼伏，從未間斷。由此看來，蔣介石想以所謂“訓政”掩蓋其獨裁的伎倆並不很有效。

治篇第113節　嚴密的基層統治網

實行組織控制以馴化“順民”

蔣介石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不僅在法統上剝奪了人民和民主的權利，而且透過建立嚴密的基層統治網，加強對民眾的人身自由的控制，以把民眾馴化成聽從統治階級擺佈與宰割的“順民”。

事例：

在全國基層普遍建立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例證。

保甲組織，是縣以下的基層行政機構。這作為一種地方統治制度，始於宋朝，此後歷代相襲，成為統治階級管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清王朝推翻後，保甲制度曾經鬆弛下來。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由於各地派系鬥爭、內戰不斷等原因，地方未能及時恢復與健全。一些省區曾自發地推行保甲制度，但五花八門。

紅軍以廣大農村為革命根據地，建立了紅色政權，這個政權由於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援，在極其險惡的軍事對峙下能生存與發展。蔣介石從中感到基層政權的重要作用。１９３１年，在對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