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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失效了，“參謀總長”等於“部長”的幕僚。俞大維作為過渡性人物，其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主動讓位，自己也落得了一個好名聲。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１９６６年，經蔣介石提名，嚴家淦被選為“副總統”。嚴仍兼任“行政院院長”。１９６９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就正常的正副職關係而言，無疑應該說是蔣經國“輔佐”嚴家淦，其實不然，這是蔣介石的再一次權力讓渡的政治安排，“內閣”實際上已由蔣經國所主持，嚴家淦是在“輔佐”蔣經國從政。這意味著蔣經國的時代悄悄地來臨。難怪有人戲稱此時的嚴院長，不過是廟堂裡的神像。

３．實質性“親政”，子承父位順理成章。

１９７２年，在第五屆“國大”召開前，蔣介石接到嚴家淦請求辭去“行政院長”的辭呈，當時，有人稱這是老戲法重演，蔣介石提名由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他在給“立法院”的諮文中說，蔣經國曆任軍政要職，於政治、軍事、財經各項設施，多有建樹，其於“行政副院長”任內，襄助“院長”處理院務，貢獻良多，以之任為“行政院院長”，必能勝任愉快。云云。真是十足的“舉賢不避親”。隨後，立法院以高票同意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

蔣經國執掌行政院大權後，牢固地掌握軍隊，加強特務的控制，在政治層面推行了一些革新舉措，比如為了緩和臺灣省人民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不滿情緒，提出“臺人治臺”的口號，增選和補選臺灣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起用臺籍新人入閣；整肅政紀，倡導“平凡、平淡、平實”的三“平”政風；修正或廢止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精簡機構，這些舉措的實施，給臺灣政壇帶來一種新的氣象。在經濟建設上，釋出第６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以及一些相關的經濟措施，在減緩國際石油危機的衝擊，抑制通貨膨脹，安定社會生活方面趕到了較好的作用。

１９７５年，４月，蔣介石病死在臺灣陽明山士林官邸。同月，召開國民黨中執委會，會議修改黨章，規定國民黨黨魁的稱呼改為主席。總裁的名義，永遠保留給蔣介石，在國民黨內他人不得再用此頭銜。會議推舉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１９７８年５月，在“國大”上被選為“總統”。就實際的權力運作而言，自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之日起，他已承繼了蔣介石的權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１９７８年蔣經國出任“總統”，蔣氏父子的權力交接已劃上了一個比較圓滿的句號。

評析：

蔣經國從１９３８年前往江西贛南涉政後，到１９７８年正式就任“總統”前後經歷了４０年。而從退臺後，蔣介石把向蔣經國讓渡權力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算起，也有２０多年。蔣氏父子交接班的過程是漫長的，但也是有序的、平穩的過程，沒有出現大的社會震動，更沒有出現腥風血雨的內亂悲劇，而且，蔣經國把臺灣那塊小天地治理得還不錯，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其主要原因，在於蔣介石進行了周密的安排，這個安排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漸進性”的權力交接的好處，就在於使“接班人”在實踐中逐步掌控權力，增長才幹，積累威權。然而，其最大的弊端是，漫長的過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個人的智慧和精力的高峰期錯過。正是因為這樣一種按部就班的權力交接，使得蔣經國掌權時，已不是其精力的最佳時期，非但如此，他的身體極差，幾年後，行動都不便了，被稱作“輪椅執政”。

另外，蔣介石留下的“政治遺產”，對於蔣經國來說也是一個包袱。在號稱“民國”許多年後，仍然搞“家天下”，父位子承，這對繼任者而言有很大的負面性影響，這種非民主政治程式的權力交接留下了禍根。由於種種因素的促進與制約，當蔣經國準備權力交接時，摒棄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庸俗的權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卻沒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機制與程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借鑑其父蔣介石憑直覺和個人的好惡選才用人的經驗，使得李登輝這一類的偽君子、野心家有機可乘。蔣經國把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權交給了一個“臺獨”分子，這絕對不是蔣氏父子的心願，然而，這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治篇第111節　治篇

治國興國，是執政者的第一要務，凡想成就大業者，必傾盡全力而為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問題在於依什麼樣的理念，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而為之。自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民主政治逐漸成為政治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歷史程序，這是治國興國的必由之路；這也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