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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罪名，說抓就抓，說入獄就被打入大獄。那一般的知識分子更是毫無言論自由可言，非但自由沒有，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說不上什麼時候國民黨統治當局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就可以把人置於死地。在蔣介石製造新“文字獄”期間，國民黨的監獄中關滿了上至著名學者教授、作家詩人，下至一般知識分子，甚至中小學生。

治篇第117節　製造新“文字獄”（2）

許德珩出獄後對國民黨亂捕亂抓知識分子入獄的暴行進行了嚴厲譴責，他說：“我是國家所辦的大學裡的一個教員，有講話的義務與責任。即使他們不要人講話，或者覺得我們不應當講話，那也可以通知學校負責當局來辦理，何必那樣的來興大獄？這次關在裡面的，還有許多學生，其中有十四歲的小學生，有十六七歲的中學生，狀至可憫。”據當時報紙披露，北平農學院，被國民黨抓捕去了１９人，佔學生總數１／１５。１２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令師大校方開除進步學生３４人，並令北平當局隨時逮捕。這一時期，國民黨軍警、特務在各樣四周日夜巡邏，廣大師生人人自危。

例四：因伸張民權、民生，楊、史二傑慘遭暗殺。

楊杏佛早年跟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後來留學美國。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他被任命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領導機關———大學院副院長，併兼任全國第一個綜合性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由於對蔣介石獨裁專制、殺害革命者和其他群眾不滿，與宋慶齡一起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總幹事。他主張：“掁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這是正義和進步之舉，實屬蔣介石“訓政”內容，然而，他們連這樣為民眾爭取最起碼的民主權利的正義行動都不容許。

他們害怕揭穿了“訓政”的騙人把戲，蔣介石指使人首先把楊杏佛列入暗殺的黑名單。１９３３年６月，楊杏佛攜其子乘車剛駛出中央研究院大門，遭國民黨特務槍擊，身中數彈，被送往醫院，因傷勢太重，搶救無效，一位文壇豪傑，就因為民眾伸張民權、民生，死於蔣介石的陰謀暗算的暴行下。

史量才，《申報》社長兼總經理，他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對日妥協和堅持內戰的政策不滿，他認為，“倘若今後政府仍不能下最後之決心，以民意為依歸，則政府自棄於人民，斷不為人民所擁護，斷無久存之可能。”

１９３２年６月至７月，《申報》連續發表了陶行知撰寫的《剿匪與造匪》等三篇時評，指出：“今日所謂匪者，與其謂由共產黨政治主張之煸惑，毋寧謂由於政治之壓迫與生計之驅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則雖無共產黨之煸惑，紊亂終不可免。”時評還指出，國民黨最高當局，如果不顧民族危亡，不以槍口對外，卻用槍口對準人民，其結果是嚴重的。這些話語雖然尖刻，但句句屬實，從字裡行間看，其出發點，還是為國民黨最高當局獻良策。

史量才和《申報》的言論冒犯了蔣介石。１９３４的夏秋之交，蔣介石命令特務頭子戴笠安排人暗殺史量才。１０月，史量才驅車由上海到杭州休養一段時間，驅車返回上海的途中，突遭早已埋伏的特務的開槍襲擊。他棄車逃入一農家，特務緊追不捨，開槍將史量才打死。

例五：一篇《閒話皇帝》，引起所謂“國際”官司。

杜重遠，上海《新生週刊》主編，１９３５年５月，《新生週刊》發表了《閒話皇帝》一文，泛論中外君主制度，文中也提到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侮辱天皇，傷害邦交”為藉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提出對當事人嚴加查辦的要求。

蔣介石此時驚慌失措，向內追究。同時，他們對杜重遠的行動早有不滿。蔣介石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情緒，決定對杜重遠予以懲治。命令上海市政府將《新生週刊》社查封，接著進行法律起訴，通知杜重遠親自出庭受審。此時，杜重遠在江西。他們為了讓杜重遠能到庭，對他說，這樣只是走一下過場，以便搪塞日本方面。杜重遠考慮到如不同國民黨妥協，勢必贊成外交上的大案件，有可能使蔣介石向日本屈服，不利於國家和民族，他沒有想到這是他們設的圈套，便回到上海，出庭聽候判決。結果，國民黨法庭不顧杜重遠的申辯，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不準緩刑或罰金，不準允上訴。

對此判決，杜重遠很是生氣，他在法庭上憤恨地說：“我不相信這是中國的法律。”

評析：

蔣介石在“訓政”的綱領和法律中，都明確地規定了有關“言論、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