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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感。再者，蔣介石唱“新生活”的高調，而他的大小官僚們自己並不去踐行，他們花天酒地，揮霍無度，老百姓深惡痛絕。對於這樣一場騙人的鬧劇一般老百姓敬而遠之是自然的，而蔣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新生活運動”，只開花不結果也是必然的了。
治篇第116節 製造新“文字獄”（1）
“言論自由”的承諾純屬鬼話
“文字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為鎮壓屬下和文人的反抗，對湊章、書禮、著作斷章取義，羅織罪名而製造的冤獄。如漢宣帝即位時，因宣帝厭惡楊惲的《報孫會宗書》，廷尉斷楊惲大逆不道，將其腰斬。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期間，為了鞏固滿清王朝的統治，壓制漢人中的反滿情緒，阻塞言論，編織“文字”罪名，把大批漢人知識分子打入大牢，甚至殘酷殺戮，在康乾盛世寫下黑暗的一頁。多少年後，人們提起“文字獄”，仍會不寒而慄。
蔣介石在踐行所謂“訓政”時，製造了新“文字獄”，為民主吶喊的知識階層精英，一個又一個地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遭迫害，或被通緝，或被捕入獄，或慘遭殺害。
事例：
例一：一紙通緝令，現代“屈原”被迫流亡異國。
郭沬若年少吟詩，滿腹“離騷”，憂國憂民，在新文化運動中，謳歌“德先生”和“賽先生”，鞭笞孔孟之道，稱其為現代“屈原”，不是溢美之詞；北伐戰爭期間，投筆從戎，名揚軍旅。
蔣介石製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義憤填膺，奮筆疾書，寫出了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深刻地揭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臉，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喊出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殺民眾的蔣介石”的革命口號，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也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蔣介石的打手張群、陳立夫、李仲公提出“通緝郭沬若”的呈文，說：“該郭沬若但快一己之私，百凡竟置不恤，其辣手狠心，倒行逆施，實屬罪大惡極，無可寬假。”很快呈文被在南京政府批准，發出通緝令，命各地執行。
郭沬若在國內處境險惡，於１９２８年被迫流亡日本。直到抗日戰爭前夕回國。在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後，郭沬若編寫話劇《屈原》，表達愛國心，鞭笞國民黨統治的消極抗日、腐敗無能，在全國產生極大影響，但為蔣介石所憎恨，只不過由於郭沬若的名聲太大，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大敵當前，不好對郭沬若再下通緝令了。
例二：寫幾篇閒話短文，招來殺身之禍。
１９３２年７月，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兼編輯劉煜生在閒遊一寺廟時，被國民黨的偵緝隊拘捕，隨後，被移送到江蘇省保安戒嚴司令部囚禁。
到底為什麼會被捕，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後來，國民黨當局在給他定罪時，把劉煜生寫的幾篇短文《端午節》、《我們的希望》等作為定罪的依據。１９３３年１月，未經任何法律程式，將劉煜生槍決。７月《江聲日報》被江蘇省公安局查封。當時，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顧祝同強加給劉煜生的罪名主要有兩條，一個是指控劉煜生於１９２７年３月“結合共產黨分子，組織非法工會，煽動車伕罷工，圖謀擾亂治安”。實際上，劉與共產黨並無聯絡，而在大革命時期工農運動是支援北伐的基本力量，這是革命行動。二是在《江聲日報》副刊《鐵犁》上刊登詩文，“煽動階級鬥爭，鼓動紅色恐怖。”被他們作為罪證的就是上述幾篇短文。其實這些短文只是閒談似的短文，是以雜談的風格描寫社會生活的作品，與所謂“紅色恐怖”風馬牛不相及。
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時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為劉煜生案發表的宣言指出：“此種蹂躪人權破壞法紀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證明顧祝同與北洋軍閥毫無二式，亦即為我國人民之公敵。”
例三：召開學術研討會，也被定罪入獄。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會在朝陽大學第四教室召開學術討論會，北平公安局派出武裝軍警衝擊會場，逮捕了會議主席、中國大學講師周幼軍及與會者趙聞鈺。隨後，又將出席會議的北大歷史系教授侯外廬、北平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哲民秘密拘捕。北大法學院教授許德珩在家熟睡中，一夥憲兵闖入他的臥室，強行抄家，結果一無所獲，仍將許德珩送進監獄。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也是遭同樣命運，被囚禁４個月。
范文瀾、許德珩、侯外廬等人是有名的教授，國民黨當局隨便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