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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權中工作的人員就職時，履行這種儀式。在抗戰時期，這一形式作為一項制度推廣到老百姓。１９４１年國民政府公佈的《鄉（鎮）組織暫行條例》規定，公民有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權利，但在行使這些權利之前，必須到本鄉（鎮）公所舉行宣誓，表達自己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心。宣誓後，經鄉（鎮）公所登記於公民宣誓名冊，連同誓詞，匯呈縣政府備案。這種宣誓是一種“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效忠於國民黨和蔣介石，甘當“順民”。

評析：

保甲制度是蔣介石對民眾實行嚴格的組織控制的重要的組織形式，是為鞏固其獨裁統治給人民群眾套上的一副枷鎖。保甲長的人選，形式上是保甲內互相推舉，實際上在地方政府的支援下，當選的大多數是那些地方豪紳、地主富農或與當權者有關係的人。他們中有些人私設公堂、魚肉百姓，盤剝勒索，無惡不作。勞苦群眾痛恨不已。當時，湖南民間流傳著這樣的歌謠：“蔣介石大獨裁，貪官汙吏兩邊排，鄉長拿著生死簿，保長拿著勾魂牌。”還有的地方的老百姓詛咒說：“保甲、保甲，人人披鎖又帶枷，保長去拿鎖，縣長過拿把（指印柄）。”這是人民群眾對蔣介石統治集團實行嚴密的組織控制，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權利的控訴。

治篇第114節　發動精神大戰爭（1）

實行精神控制以馴化“順民”

在加強組織上的控制的同時，蔣介石非常重視對人民群眾進行精神上的麻醉與控制。在上個世紀３０年代初，蔣介石對共產黨進行的“圍剿”在兩個戰場進行，一個戰場是對紅軍進行軍事上的“圍剿”，另一個戰場是在文化戰線對進步文化進行“圍剿”。在對文化戰線“圍剿”過程中，除了殘酷鎮壓左翼文化運動，迫害、摧殘革命的和其他進步文化人士外，還加強在思想文化領域裡的反對宣傳蔣介石將這種思想攻勢，稱作“精神方面的大戰爭”。

事例：

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搞的所謂“精神方面的大戰爭”包括主要有兩大內容。

１．大力宣傳反動思想，發動思想攻勢。

一是販賣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早在１９３１年，蔣介石在“國民會議”開幕詞中，大加讚揚法西斯主義。秉承他的旨意，陳立夫等人主編了《墨索里尼傳》，他們在這本書中說：“我們需要一個和墨索里尼一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政治舞臺上早已出現了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實際上，暗示蔣介石就是這樣的人物。隨後，被國民黨控制的書刊越來越多地刊載這方面的反動理論文章，出版了什麼《墨索里尼與希特勒言論集》、《法西斯之理論體系》、《法西斯與中國革命》等書籍，國民黨官辦的刊物《中央週刊》和《三民主義半月刊》等成了宣傳法西斯主義的陣地。

二是宣傳封建復古思想。蔣介石大講明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用“致良知”的“知”闡釋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其目的在於宣傳他的法西斯反理性的行動主義，即所謂“行的哲學”或者稱作“力行哲學”。他還從儒家著作《大學》、《中庸》中搬出了“誠”的觀念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政治倫理，拼湊一套復古哲學。陳立夫進一步發揮蔣介石的復古思想，丟擲了《唯生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階級鬥爭學說。他們不僅在口頭上宣傳復古思想，而且還在學校強制推行。１９３３年，國民黨當局把四書五經編成教科書，先後在湖南、廣東等省強迫中小學學生讀經。

三是宣傳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１９３５年，蔣介石提出“文化建設”的口號，按照他的旨意，御用文人陶希聖、黃凌霜等人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他們說，現在“一派主張模仿蘇聯，一派主張模仿德意，但其錯誤和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他們以第三者的姿態，把中國封建專制主義與舶來品的法西斯主義結合起來，混合成所謂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肯定要繼承，問題是他們把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封建專制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作為支撐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理論，這不是什麼文化建設，而只能是對文化的破壞。

２．倡導“新生活運動”。

在思想文化戰線進行“精神方面的重大戰爭”的過程中，蔣介石還發動了一場“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發動“新生活動運動”也是開始於江西，是配合對紅軍進行軍事“圍剿”而進行的“精神方面的大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