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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２月，他在南昌行營舉行的擴大紀念週上，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說。他說：“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地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是共同一致的習慣與本能，能隨時為國犧牲”。“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現代的國民”。而提倡“明禮義，知廉恥”，就是“要使全國國民，都能過軍事化的共同一致的生活”。他是要用中國封建倫理道德作為統治人民的精神武器，把人民群眾馴化成“順民”和精神奴隸，以便服服帖帖地接受其獨裁統治。

治篇第115節　發動精神大戰爭（2）

他不僅起勁地宣傳“新生活運動”，而且還極力促進這一活動的開展。在他講話的當天，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他親自出任會長。“新生活運動”首先在江西開展，然後向全國推廣。１９３４年３月，在汪精衛主持下，南京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各省各縣也相繼成立了分支會，到１９３６年，全國共有２０個省、４個直轄市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裡還專門增設了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為指導長。宋美齡極力幫助蔣介石推行。在宋美齡幫助下，蔣介石推行的“新生活運動”的內容主要包括：

第一，以“禮義廉恥”為準則，把灌輸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寓於日常生活之中。蔣介石強調：“務使一般國民的衣食住行，統統能合乎禮義廉恥，如此我們的社會才容易進步，國家和民族才可以復興。”他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這四個字進行了解釋，他說，“‘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就是切切實實地覺悟。”他特別強調禮是“四維”、“六藝”之首，是新生活的中心內容。他把“禮”解釋為循規蹈矩，是同歷代封建統治者崇尚“禮治”的理念一脈相承的。

第二，從瑣碎的日常生活入手，馴化俯首聽命的“順民”。新生活運動從改造國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為實行的起點，提出了相應的要求，蔣介石要求“衣”要“洗淨宜勤，縫補殘破”，“拔上鞋跟，扣齊鈕顆”；“食”要求“食具須淨，食物須潔”；“住”要求“乘車搭船，上落寞擠，先讓婦孺，老弱扶持”等等。他提出“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具體標準，說只有做到這六點，“才能是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應該說，這裡面的一些具體要求，是一般的公共道德要求，本身並不錯，然而，就蔣介石的意圖而言，他是要把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寓於日常生活中，磨滅人們改變極不公平的社會現實的意志，做服從獨裁統治的“順民”。

第三，引導人們追求以軍事化為核心的三“化”目標，即，軍事化、藝術化、生產化。他強調“軍事化”，宣稱“所謂軍事化者並非全國同胞悉數武裝偕赴疆場也，只期重組織，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一洗從前散亂、浪漫、推諉、因循苟安之習性已耳。”並且要求人們隨時準備捐軀犧牲，盡忠報國。

蔣介石大力推行“新生活運動”，企圖以日常生活瑣事為切入點，向人民群眾灌輸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對民眾實行精神控制，軟化人民群眾的反抗情緒。因此，這只是又一場騙人的鬧劇。馮玉祥在評價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時一針見血地說：

“其實，新生活是說著騙人的。比如新生活不準打牌，但只有聽見說蔣介石來了，才把麻將收到抽屜裡又如新生活不準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只花八塊錢，蔣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飯約六十元，總是燕窩席、魚翅席這些奢侈生活，蔣介石並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說穿，說穿了他就不能騙人。”

蔣介石自己也感到這運動收效很小，認為這一運動“未能盡如吾人所期”。“我們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新運動的標語，而很少看到新運動的實效”，“到處都可看到推行新運動的團體或機關，卻是很少看見有多數國民確實受了新生活運動的效果”。為什麼收不到實效呢？蔣介石認為關鍵滿不在官而在於民，是由於民眾“第一缺乏真誠，第二缺乏熱烈”。可是沒有說民眾沒有積極性的原因，其實他內心很清楚，只不過他不敢把它說明，更不敢像馮玉祥那樣把問題的實質說透。

評析：

蔣介石搞所謂“精神大戰爭”，實行精神控制，以馴化“順民”是典型的愚民政策。大力宣傳反動思想，發動思想攻勢，赤裸裸地實施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