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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犯。從９月開始，經過四十多天的戰鬥，大體消滅了閻錫山的主力，遏制住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毛澤東聽到上黨大捷的訊息後，高興地說：“打得好！打得越大越勝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評析：

第二次國共合作，沒有共同綱領，也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遇事談判協商，是主要的政黨調節機制。國共兩黨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之外，有著不同的利益目標追求，矛盾與紛爭不可避免。應該透過公開、平等、真誠的談判協商，求得解決或尋找解決的路徑。

蔣介石在兩黨再次合作後，仍把共產黨視為“異黨”，欲將其置於死地。這種圖謀背離抗日的潮流，不可公之於世，所以他常常施行“瞞天過海”術，置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顧，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受到國內外的嚴厲譴責，為了欺騙輿論，緩解壓力，信誓旦旦言“以後再亦無剿共的軍事”，而接踵而來的卻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準備；在抗戰勝利之初，一方面發出和談的要求，另一方面卻在積極備戰；在重慶談判協商過程中，隱蔽自己的真實企圖，臺上握手，臺下踢腳，示陰求陽，詭秘狡詐，這一行為與共產黨人大公無私，光明磊落形成巨大反差。陰謀狡詐可以得逞於一時一事，不可能長久。

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以兩手對付蔣介石的兩手，文來文對，兵來將擋，蔣介石在談判桌上沒有得到的，在戰場也沒有讓他得到，不僅沒有讓他占上便宜，反而消滅了他的數萬人軍事力量。這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最後賠上自己卿卿政治生命。

治篇第132節　以大欺小（1）

以大欺小，民主黨派被“逼上梁山”

各民主黨派除致公黨、農工民主黨（第三黨）外，多數成立於抗戰前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其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是中間階級。就多數而言，它們期望在中國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發展資本主義。在較長時間裡，他們的政治態度是相對傾向於國民黨的，對被壓迫、被屠殺的共產黨予以同情，基本沒有掌握武裝。本可以與執政的國民黨相安無事。然而，蔣介石的“異黨”理念根深蒂固，獨裁成癖，根本不給民主黨派生存與發展的空間，以大欺小，恃強凌弱，迫其就範，卻適得其反，把民主黨派逼上了反抗蔣介石獨裁統治的道路。

事例：

民主黨派在中國政治舞臺出現比較晚，中國致公黨１９２５年在洪門致公黨的基礎上，成立於美國舊金山，其主體是海外華僑。

１９２７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對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者施行屠殺政策，逼出了一個“第三黨”。

第三黨的主要領導人是鄧演達、譚平山。鄧演達是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堅定執行者，大革命時期他是國民革命軍的重要政治領導人之一。曾任黃埔軍校訓練部副部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譚平山是中共建立時期，廣東共產黨組織的負責人，國共合作後，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他們都是被“通緝”的物件，鄧演達流亡蘇聯，而譚平山參與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由於“左”傾盲動主義統治的中央對失敗後的南昌起義做出不公正的評價，對起義的領導者給予了處分，譚平山被開除了黨籍，從此，他“像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針的小船一樣痛苦。”

在鄧演達、譚平山的號召和影響下，一批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期望在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與反革命兩條道路中間另闢一條出路，即所謂第三條道路。１９２８年春，譚平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選舉鄧演達為總負責人（鄧回國前由譚代理）。１９３０年５月，鄧演達回國，與譚平山、章伯鈞、李世璋等人籌備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這個黨堅持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但在政治主張，鮮明地提出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並將平民政權的前途定位為社會主義。因其政治主張既不同於背叛革命後國民黨，又不同於共產黨，故他們自稱為“第三黨”。

第三黨十分重視武裝鬥爭，他們力圖建立革命的軍隊（這不同於後來相繼成立的民主黨派），並付諸於實際行動。鄧演達利用他過去的特殊身份，積極在黃埔軍校學生中活動，策動武裝起義。蔣介石對其又恨又怕，擔心動搖了他賴以生存的黃埔嫡系的基礎，下令緝拿，１９３１年８月，鄧演達在上海給江西起義幹部訓練班學員作政治報告時，因叛徒的出賣而被捕，蔣介石派戴季陶等人以“探望”為名，企圖收買，並說蔣介石任命他為“剿匪副總司令”，鄧演達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