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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拒絕。蔣介石誘降失敗，而且正面臨下野的危機。這時，戴季陶向他進言：“今日可怕的敵人，不在汪（汪精衛）陳（濟棠）；能動搖根基，分散黃埔革命力量的，除鄧演達之外無他人”。此語與蔣介石一拍即合。同年１１月，將鄧演達殺害於南京。

鄧演達犧牲了，第三黨作為第三種力量繼續地戰鬥著，隨著時代的步伐，其名字也多次改換，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改稱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蔣介石製造“千古奇冤”，受震驚的民主黨派結成民盟。

在抗戰前夕，出現一些叫法不一的類似政黨的團體。包括中國致公黨、第三黨在內的黨派組織都不大。它們夾在國共兩大政黨中間，為了生存，更為了在抗日中發揮自己的作用，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希望與執政的國民黨和平相處。而蔣介石製造的“皖南事變”，把它們驚醒，促使小黨派結成“民盟”。

“皖南事變”使各民主黨派進一步看清蔣介石消滅異己的獨裁本質，其對待政見不同的黨派採取如此卑劣、兇殘的手段，使一切善良的人們不寒而慄。各小黨派及中間派，對國民黨、蔣介石大為失望，他們認為“皖南事變不僅是國共兩黨問題，而且是民眾與反動派勢力鬥爭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各中間黨派深深感到自己人少，勢孤力單，既無力促使國民黨實施民主政治，也無力在國共兩黨之間發揮調解緩衝的作用，而且面對國民黨恃強凌弱的霸道政治，感到自身前途岌岌可危。當時，梁漱溟、黃炎培在國共兩黨之間調停，未見成效，有些自卑感。

在這樣的背景下，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和第三黨的章伯鈞、國家社會黨羅隆基、中國青年黨左舜生等、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黃炎培等、鄉村建設派的梁漱溟、及無黨派人士張瀾等人，在重慶多次秘密集會，“三黨三派”的領導人商討加強中間派組織，建議組織第三者性質的政治同盟。關於組織政治同盟的目的，黃炎培指出，大家不應該妄自菲薄，而應當自覺地負起大局的責任，“吾輩調解國共，必須有第三者的明確立場和主張。”

１９４１年３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會在重慶秘密召開，會議透過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政綱、宣言和簡單，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黃炎培為中央常委會主席。民主政團同盟，基本上是團體會員，由三黨三派為主的多黨派組成的聯合體，是一個階級聯盟性質的黨派。各小黨派結成“民盟”，增強了政治影響力，“是民主運動的生力軍”。

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在國民黨統治區沒有合法地位，繼續受到國民黨的排斥與打壓。而共產黨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梁漱溟在香港正式出版《光明日報》，發表“啟事”宣告民盟成立，不久《光明日報》成為民盟的中央機關報。國民黨政府對民主政團同盟不能容忍，勾結香港英國當局搜查《光明日報》社及其工作人員的住宅。

當梁漱溟在香港籌備《光明日報》的時候，中共駐香港辦事處給予了具體幫助支援，周恩來在重慶，與民盟領導人商談國是，對他們予以政治上的幫助。民盟對中共也給予很大支援。當國民黨當局拼命攻擊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極力醜化敵後抗日根據地時，黃炎培、章伯鈞、左舜生等人冒著風險，親赴延安考察，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進行開誠佈公的會談，對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對延安有了深刻的瞭解，黃炎培秉筆直書所見所聞，出版了《延安歸來》一書，他得出的結論：“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延安五日，益增我中國共產黨的敬仰。”他們客觀公正地反映在延安的觀感，在消除人們因國民黨當局的誤導產生的偏見起了很好的作用。

蔣介石製造“千古奇冤”，本想削弱共產黨的力量，嚇唬不滿意其奉行的錯誤內外政策者，卻事與願違，“皖南事變”成了重要的政治分水嶺，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中間勢力的政治天秤傾向共產黨。

抗戰勝利後，中間黨派重新燃起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希望，蔣介石撕毀舊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使它們的希望破滅。

治篇第133節　以大欺小（2）

１９４６年１月，根據國共兩黨重慶談判達成的協定，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共３８人，歷時２２天。在主張和平反對內戰、主張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這些基本問題上，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派同中共有很多共同點，中共代表與它們事先協商，共同行動，克服國民黨的嚴重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