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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的一所名叫託瑪卡的軍校學習。託瑪卡軍校是正規的軍事學府，學員構成與“中大”有很大的區別，學習內容及教學方式也不相同。課程偏重於軍事技術，是一所為紅軍訓練軍事指揮官的學校。除軍事課程外，政治課程佔相當的比例。紅軍政治工作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黨的政治工作，“黨的工作物件是黨員群眾”，另一部分是“軍事政治工作”，軍事政治工作是非黨員群眾。這兩部分工作不是決然分開的，而是緊密聯絡，為黨的政治路線所統帥，在軍隊的黨組織統一領導之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蘇聯紅軍強調黨的領導，這種領導有組織系統作保障。

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共產黨在軍隊中就是唯一的領導者。在每軍、師、旅、團中皆有共產黨代表，他的權力與軍官相同。軍部命令如不經過黨代表簽名不能有效，連部中有政治指導員制度，他的任務完全與黨代表相同。”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當年政治工作在蘇聯紅軍中的重要地位。軍校主要教授戰略戰術、軍事技術方面的內容的同時，政治課程佔相當的分量。從日記中也可以看出，他學習得相當認真，且頗有心得。

對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他也很有興趣。在這個軍校學習時間雖然不長，但成績優秀。他重點研究游擊戰術，撰寫的研究報告出色，受到蘇聯方面的重視，吸收他為俄共預備黨員，留校當翻譯。１９２８年６月，他被調任列寧大學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其主要工作是帶領“列寧大學”中國留學生在蘇聯境內參觀考察，這是一種學習的重要形式。

後來，他被分配到一個電氣廠當學徒，體驗蘇聯工人的生活。接著，被下放到一個集體農莊，在那裡當農民，儘管這種安排具有懲罰性，起初農民們對他不太友好，但他透過自己的出色工作贏得他們的信任，“當選了農村蘇維埃的主席”。在他離別時，當地農民熱烈歡送，“他們手中有的拿著蘋果，有的拿著雞鴨”那是蘇聯樸實的農民對一箇中國小夥子表達的真摯感情。

１９３３年春天，他到一個金礦工作半年後，又回到自己曾經當過搬運工的火車站，在這個車站附近的烏拉爾重機械廠工作，從勤雜工，做背鐵條、修馬路、抬機器之類的活，到當上技工，從提升為技師到晉升為副廠長。一個外國的年輕革命者，在很短時間裡，能由最底層躍升到領導層，這說明他乾得很不錯。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青年，據說，他與後來成為他的終身伴侶的俄羅斯姑娘相識相愛，就起始於見義勇為，用真實的感情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的人間喜劇。正是在這個工廠，芬娜（後來改名為蔣方良）與他結為異國情侶，並肩戰鬥，生兒育女。

術篇第101節　天下沒有不變的信仰（2）

他從工廠到農村，又從農村到工廠，有委曲，有傷感，但沒有動搖他執著地追求的“信仰”。他是懷著“為了追求真理，為了爭氣做人”，而到基層去接受考驗，經受鍛鍊的。然而，有一件事情卻使他產生更強烈的歸鄉情。

對於他所具有的蔣介石這樣的政治背景，即使他宣佈與其父斷絕父子關係，也無法改變別人的偏見，無論哪個營壘的人們，特別是領導者們會不會真的這樣認為，國內有種種猜測。王明在召蔣經國回來談話時，對他說：“中國方面，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此時的蔣經國非彼時的他了，他不情願這樣做，與王明爭辯，最後還是不得不屈服壓力，給母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與前一個宣告的言詞要和緩些，然而，它深刻得多，他用事實對蔣介石的暴戾和人性泯滅的控訴，使得蔣介石十分難堪；他“重申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覺得奇怪嗎？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過，對革命理論的研究，愈來愈有認識”的表白，更可能使蔣介石對自己的兒子感到絕望。這封信無疑是一個重型炸彈。１９３６年１月，蘇聯最權威的報紙《真理報》全文發表了這封信，４月，《紐約時報》摘要刊登。

然而，這封信卻成為他人生中的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不僅決意要離開被當作第二故鄉甚至是具有政治意義的第一故鄉，而且也朝他無情鞭笞過的父親走近，向他所追求的“信仰”的逆方向走去。

蔣介石的“洗腦術”還是馴化了他。上面用比較多的筆墨，說明蔣經國在蘇聯成長的過程，說明他對“共產主義信仰”追求的執著，是想說明讓這樣的人改變自己的信仰並非易事。可是，回國後不久，卻成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堅定分子。江南先生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