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第3/4 頁)

之為“戲劇性的發展”。這樣的變化，僅用一個“假革命”的投機者來說明，是很難讓人信服的；僅用“血濃於水”的親情來詮釋，也可能產生誤導。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生追求現象，是多維力作用的結果。其中，蔣介石的“洗腦術”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變”為蔣經國回國搭了一個平臺。他多次回國的要求，終於被批准。蔣介石向周恩來問及蔣經國在俄怎樣，含蓄地表達出想要兒子回國的願望，周恩來說，我們想辦法。透過多方的努力，此答允成為事實。１９３７年３月，蔣經國攜著妻子兒女們踏上歸國之路，這可能是一個分道揚鑣的旅程，他的心情極其複雜。在中國政府駐蘇使館，他問大使蔣廷黻：“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這句簡短的話語，道出他忐忑不安的內心世界。

１９３７年３月，蔣經國帶著妻兒乘火車離開莫斯科，開始了返回故里的歷程，此時的他，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昔日無產階級革命理想，從此被一腳踢到九霄雲外”？似乎還不好下如此乾脆的結論。他在當天作了日記，從字裡行間看到的是對自己生活１０多年國家的讚揚與難捨之情，不過當他邁出歸途的第一步，確實是他“信仰”的一個分水嶺。

４月中旬，蔣經國抵達上海。此後，經過不太長的時間，他從昔日執著的共產主義信仰者，變成反對這一信仰，維護蔣介石統治的干將，直至後來成為蔣家王朝的“掌門人”。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到底是怎樣發生的？蔣介石的洗腦術為什麼在他身上有這樣的高效？

在踏上歸國的火車之前，蔣經國的思想已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蘇聯政治環境的影響所致。受這個革命環境薰陶，他自願地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並且理想化。然而，現實的殘酷的政治鬥爭，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對他的思想衝擊不會小。一個人對一種理想的追求，從天上突然掉到地上，那種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術篇第102節　天下沒有不變的信仰（3）

這種衝擊與震撼，在不同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應是不同的。蔣經國出生在一個富戶人家。其父的傳奇性的變化，使他的階級出身躍升到寶塔尖上，這種階級的烙印在他腦海裡是很難消失的，在客觀條件發生變化時，哪怕是微妙的變化，它都會有所呼應；背叛革命後的蔣介石不僅沒有沉淪，反而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長期主宰中國的政壇，為蔣經國尋找新的前途，提供了很大空間。蘇聯的社會制度，蔣經國所追求的理想，與其父親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在現實與理想出現巨大反差時，像他這樣的人，就很有可能皈依到原來的階級營壘。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土壤，蔣介石才有可能把一個“逆子”，從自己所仇恨的“信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他幫助蔣經國的這種解脫，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對蔣經國進行了極其嚴酷的“洗腦術”。

第一，親情軟化。蔣介石雖然企盼兒子的迴歸，雖然他又是一箇舊仇不忘且必報無疑的人，他對蔣經國在《真理報》上發表的嚴重傷害他的“威嚴”的公開信耿耿於懷。因此，蔣經國要見他與宋美齡時，他讓兒子吃了閉門羹。經過心腹陳布雷的勸解，才予以寬恕。兩個星期以後，還是接見了蔣經國。如果換了另一個人如此地冒犯他，肯定被置於死地，親情戰勝了冷酷，他也要用親情來軟化蔣經國。

他沒有讓蔣經國在自己身邊久留，立即派人把蔣經國及其妻兒送回到老家溪口。在溪口自然會有阿諛奉承者安排熱烈歡迎的場面，當時的《大公報》載文作了這樣的描述：“車近洋橋，便緩緩而駛，人群一擁而上，口號與鞭炮齊鳴，直鬧得震天價響。”如果說這種安排是塗上一層親情的“政治性歡迎”的話，那麼，安排蔣經國與其母毛氏的見面，那是一種親情在心靈上的震撼。記者作了素描：“這時的蔣經國，一步緊似一步，一眼望見親孃坐於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聲大哭，方良和愛倫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經不住兒子的哭，也抱頭痛哭！一時哭聲震盪室內，好不悽楚！”這是一個政治導演的絕妙的安排，“政治企圖”溶於親情中，透過血緣的自然迴圈，把外在的震撼帶進腦海，去引爆心靈的震撼。

蔣經國在母親身邊一住就是一年。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請看看曹聚仁的神筆的描述：“那個夏天，他們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連天的大局面中，過著樂陶陶的天倫生活。”這種“樂陶陶的天倫生活”對蔣經國所追求的“信仰”的淡化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我們不好估量，但肯定是有的。這是一種潛移默化，使人不加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