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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經過一段初期的引進和採用之後，接著就被接受並獨立發展。中國本土的佛教曾受道教廣泛影響，並反過來也影響了道教。迎合中國人需要的新派興起來了。今天，由於其對東方技術的影響而最出名的一派叫禪宗，他們是想透過參禪（閉目靜坐默思）來求得悟道的。關於印度佛教、夷狄人侵者、本土道教，以及其後中國佛教的成長、興盛和衰落等因素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以上所講的一切也許是可以充分說明的了。把佛教在中國的作用與基督教在歐洲的作用相比，可看出在政治方面有顯著的差異。在唐代重建強大的中央政權之後，儒家在佛教影響下逐步以新儒家學說（理學）的形式重新振興起來。但朝廷官員終於設法把佛教置於嚴密的控制之下。佛教很少破壞政治傳統，因而政府在削弱寺廟的經濟權力時沒有碰到多大困難。在9　世紀臻於極點的幾次對佛教的迫害，部分是為了不讓寺廟保有土地並更便於徵稅而引起的鬥爭。但是，中世紀中國並沒有產生足以與西方相比擬的那種佛教和政府之間的鬥爭。不管是佛教還是道教，都未能擺脫世俗權力的約束而取得獨立地位。在最近幾百年，僧道和寺觀仍然是分散的，他們依靠地方上有限的資助，但缺乏有組織的信徒團體或任何全國性的管理機構，並且在政治問題上是消極的。

儒家由於堅決排斥宗教組織，就比較容易地能夠在倫理領域和宗教生活的一個主要方面、特別是敬祖的家庭祭祀上，取得了主宰的地位。正如C？K？楊所指出的，佛教和道教作為“制度性”的宗教是削弱了，但在世俗制度裡“分散的”宗教活動方面得到了補償。不僅每個家庭和家族舉行尊祖敬宗的祭禮，而且每個行會和社團都各敬奉它們的庇護神，同時官員和士紳則舉行政府規定的祭祀大典。因此，近代中國對基督教的抵制，不僅有思想意識上的、而且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反對不受官方控制的任何有組織的教會——這是很自然的。上文強調指出的某些政治和社會制度，大體上趨向於形成舊中國的專制政府。由於東西方大多數帝制政府直到晚近都是專制的，上述的情況本來不必詫異，也並非中國的一個汙點。今天值得提出的問題是，中國的政治經驗能否不但給專政而且給民主提供鼓舞——當然，這裡民主和專政二詞要按中國的方式來理解和說明。這方面有兩個傳統是與此有關的，一個是士大夫傳統，一個是農民傳統。

中國的人文主義

在受教育的上層階級裡，有一個強烈的而又確實令人鼓舞的傳統，即儒士文人負有直言不諱反對失政之舉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宋代一位改良家曾留下一句名言（無疑帶有佛教色彩）：　“士必先天下之優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明末件旨計程車大夫當眾受廷杖，沒有法律保護他們。然而17　世紀初東林書院的儒生仍猛烈抨擊宦官亂政，不惜因此而身受刑戮。中國歷史上不乏根據原則痛貶時弊的英傑，不過他們的原則與我們的稍有不同而已。所以我們講中國的人文主義傳統時，必須注意社會價值觀上的差異，因為這種差異使它同西方傳統截然不同。

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可以從中國文學藝術的豐富遺產中看出來。唐詩和宋代山水畫代表了當時勝於歐洲社會的一個社會，一個迄今西方尚未超越的美學水平。但是，即使只是膚淺地看一下個人在中國文學藝術中的地位，我們也可發現他的地位是不如在西方那樣突出的。總之，中國的傳統之所以是人文主義的，在於其關心的是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在於其所重視的是現實世界中人與人的關係，特別是行為問題。

中國關於人口，密集的社會和家庭生活的長期經驗，產生了一套公認的行為準則。個人必須首先接受“竹器和蔬食”（與我們的鐵器和肉食不同）這種物質生活標準。這培養了他的儉樸美德。正如在多數農民社會中那樣，他珍視個人的誠實、勤奮和節約。他也接受佛門所提倡的滿足於微薄的享受和克欲的美德。中國古語說，“知足者常樂。”最後，中國人生活上的一個特點是特別關心禮節。個人承認社會風俗的力量並使自己屈從於這些習俗。他敬老，尊祟前輩，俯首聽命於家庭。在所有這些社交形式中，都有嚴格的紀律。

中國式的人文主義包括關心個人尊嚴的問題，但那是從社會的觀點來關心的。“面子”是個社會性的問題。個人的尊嚴來自行為端正，以及它所獲得的社會讚許。“丟面子”來自行為失檢，使別人礁不起自己。人的價值，並不像西方所認為的那樣是每個人固有的品質，而是需要從外界獲得的。中國的人文主義承認某些人比別人更有天賦——人類的本性是好的，但他們的能力並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