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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源於前因而前因可以消滅這樣一個前提出發，早期的佛教徒逐步發明了許多理論。

今天特別有趣的一個佛法中心思想，實際上是一種關於元素或原子的理論，按照這種理論，一個實體本身並不存在，而是由它的各部分組成的。古佛教僧侶相信人本身不過是由這許許多多的部分或佛法組成的；他沒有個性、靈魂或自我。佛法有好幾種型別。有些佛法與形式和實質有關，有些與感覺有關，別的一些與精神活動有關。它們合起來可以給經驗作出非常簡練的解釋，並可作為否定自我存在的基礎。這正是佛教徒所企業求的，是其作為逃避人生痛苦的一種方法。由於經驗的一切因素可以被分析到在時間和空間上根本不同的、不相關聯的和微小的程度，所以佛教徒認為如能正確領會這一真理，那就可以最後消除自我，從而解脫輪迴。這一類的解脫（或者也可稱之為領悟）是全世界神秘主義者所企求的，也是中世紀中國人所熱切追求的。早期佛教在寺院組織下制度化，其定出的教規可與較晚基督教的修道院生活作對比和對照。這些早期的僧侶終於寫下了貝葉經（相傳是釋迦牟尼的講道和教義）。到了佛教從印度北部向遠東傳播時，佛門中的摩訶衍那（大乘）已對古代教義進行了深刻的改革，使其更易於感召眾生。其新教義之一是救世的思想。救世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有菩薩（或“大徹大悟”的人）給人求情。他們已得到釋迦的正覺，但仍居人間以普渡眾生。這些菩薩中最有名的，要算是觀音這個慈悲女神了，她是慈悲原則的化身。另一個是無限光明菩薩阿彌陀佛。世人之所以能靠這些大徹大悟的菩薩超渡得救，乃是根據功德可以轉渡的理論。與此一起的是行善的概念，它補充了原來的佛教信仰，使其在中國和日本成為比較積極的社會力量。

大乘又提出了涅盤這一積極教義，這是佛教徒力求達到的境界，但釋邇牟尼本人認為這個境界是完全不可言傳的，因而他沒有對此發表過什麼意見。

佛教教義都寫在偉大的佛經即三藏經內。中國頭一批僧侶的主要工作，是從這三藏經裡譯出佛經來。他們和他們的後繼者，遇到了艱鉅的複雜問題，既有語言上的又有知識上的問題：怎樣從那多音節的、多變格的、拼音的梵文（它同英文和其他印歐語系文字一樣），譯成單音節的，無變格的、象形的中國文字；怎樣透過那頗為簡練而又具體的漢字媒介，來傳達那具有高度想象力和形而上學抽象原理的印度神秘主義。

這批早期的佛教傳道者，在他們設法把這新的外來思想傳達或“翻譯”給他們的中國聽眾，使其明瞭其真意時，碰到了嗣後所有那些把外來思想介紹進中國的人所碰到的問題：怎樣挑選某些中國的詞，即那些已有其確定意義的中國文字，使之賦有新的意義，而不致在翻譯過程中難以捉摸地更改了外來思想，也就是實質上把它們漢化了。例如漢字“道”在道家和儒家那裡已經用得很多，但或許也可用來表達印度的佛法，或表達瑜伽派教義，或表達大徹大悟的思想，而道家的“無為”；　也曾被人用來表達涅盤。其結果至少是把意義解釋得極不明確，如果不是把原意沖淡的話。

外來的抽象思想用漢字表達後，很難避免某種程度的漢化。此外，中國人也抵制外來的價值觀。正如阿瑟？　賴特所指出的，“佛教給予婦女和母親以較高的地位，這在早期佛經譯文中被改掉了。例如‘丈夫供養妻子’變成‘丈夫支配妻子’，又如‘妻子慰藉丈夫’變成‘妻子敬其丈夫’。”

第4　世紀及其後侵人華北的夷狄信奉了佛教，其部分原因在於佛教對他們所接管的舊秩序來說，也象他們自身一樣，是外來的東西。佛教僧侶教導大眾要養成馴順的習慣，這使他們可以成為夷狄統治者的盟友。對那已經逃到南方的中國上層階級來說，佛教給他們那個舊社會的崩潰提供瞭解釋和安慰，這在理智上是能夠打動人心的，在美學上也是能夠令人滿意的。在社會遭受若

政治傳統121

難的時代，皇帝和普通老百姓都向宗教尋求解救。當短暫的隋朝（589…618　年）和初唐（618　…907　年）的統治者復興了強大的中央政權之後，他們奉佛教為國教。偉大的佛教藝術品、雕像和石窟寺就是從這個時期傳下來的。在中國這一段信佛時期和較晚信基督教的中世紀歐洲的對應時期，我們都可在其僧侶和寺院制度的作用方面，在其各教派的成長以及教會和國家的關係方面，作一番頗有成效的比較和對照。例如，佛教寺院曾作為旅客接待處、傷心人的避難所和施捨之秘。寺廟也是大地主，在政府中佔有半官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