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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美國依仗其現代技術是古今最有擴張性的大國）是不夠的。我們仍然遠遠沒有具體瞭解我們在越南的行為；但這無疑地同我們早期在東亞、特別是在中國的經驗有聯絡。

首先，從歷史背景來看，我們不願讓一個敵對的強國主宰東亞，不管它是4O　年代軍國主義日本，還是冷戰時代所謂鐵板一塊的國際共產主義。這種情緒也是19　世紀英國情緒的迴音，當時它作為海上貿易強國，反對俄國巨人在歐洲大陸的擴張。

可惜我們1940　年以前在東亞的經驗是以能言善辯見長，而缺乏政治經驗。我們在1853　一1854　年派黑色艦艇隨同佩裡前往日本，在1871　年前往朝鮮，但並未打仗。在19　世紀中葉，其他列強對東亞統治者成功地施加壓力，例如對中國、日本、越南、逞羅和緬甸的統治者。但我們美國人並沒有從事強權政治。

只是到了1941　年，我們才真正開始在西太平洋實行一、二十年的戰略稱霸，並面臨怎樣施用我們力量的困難抉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非常明智地決定不用部隊介入國共內戰。然而我們的利益卻受到這場內戰結局的損害。以前命運好像註定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都落後得相當離奇甚至有時令人惱火，但如今我們面對著一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強大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民族主義雖然遲遲沒有興起，如今卻已經成熟了。在保守的美國，我們的思想跟不上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當許多美國人突然面對著一個強大的、沙文主義的、反西方（而不是屏弱和親美）的中國時，他們最初的反應是抓住國際共產主義來作為解釋，並把我們的挫折歸罪於克里姆林宮的陰謀和我國國務院的背叛行為。

中國共產黨在1949　年起來掌權，使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產生了疑問。就我們過去的傳教工作和提高中國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論，它們表達了我們領導人類進步事業的信心，但現在我們的自信心理受到一次慘重的打擊。占人類1　/　4　的中國人口，不僅唾棄了基督教，而且也唾棄了法律的最高權力、個人主義的理想、多黨競選制、公民自由權，總之，唾棄了我們的整個政治秩序，以及透過合法手續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種種觀念。我們感到我們的基本價值標準直接受到威脅。如果中國人自願選擇共產主義，那就可以斷定，人類的大多數是不會走我們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因此，我們在這場危機中聊以自慰的，是認為新的中共獨裁政權並不代表中國人民相當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認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縱手段才能維持下去，總之，我們認為它太壞，不能持久。因此作為一種原則和義務，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反對它。根據歐洲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的痛苦經驗，這種冷戰的意識形態立場似乎完全是合理的。

因此我們就給自己規定了目標，至少要“遏制”鐵板一塊的中蘇聯盟，不讓它擴張到它的邊界以外。於是我們就在朝鮮戰爭中，在同臺灣的結盟中，以及在1954　年前支援印度支那的法國人及其後支援南越的行動中，都這樣做了。

然而，在東亞的遏制政策不可能同在歐洲的一樣。在歐洲，對於參加北約軍事聯盟的西歐民主國家來說，阻擋蘇聯的遏制政策，可以把重點放在恢復工業和爭取政治健康方面。在東亞，我們促進了日本的工業復興，以及南朝鮮和臺灣的工業發展，但必須更單純地由美國提供軍事力量。後來事實證明，必須把這軍事力量用於實戰，例如在南朝鮮那樣。

進一步的研究應當表明，60　年代美國所以在越南進行干預，其部分原因是我們在4O　年代末沒有在中國進行干預，而於1950　年在朝鮮進行了干預。“喪失”中國這件事，曾在美國政界被人用來反對民主黨政府，而朝鮮戰爭則被認為是保衛集體安全和美國佔領下的日本的一項不可避免的防禦措施。

我們在印年代支援南越的干涉行動所持的道義立場，也同在朝鮮一樣——擊退侵略，支援民族自決。但事實證明兩者的情況不同：北越有更堅實的理由去體現人民的民族主義；我們技術先進的火力破壞性很強，但我們在物質上毀滅的東西和人越多，我們越激起愛國抵抗決心。我們又發現，共產主義並不真正是鐵板一塊的，越南的國家利益與中國的不同，正如中國的國家利益與蘇聯的不同一樣。我們又幹涉了另一次內戰，反對另一場民族革命，它不是中國人的革命，更談不上是由莫斯科領導的運動。

奇怪的是，事實證明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共和國並不是擴張成性的。它把部隊從朝鮮撤走，容忍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