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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在金門設定的“前線”，在1962　年與印軍作戰只是為了維護邊界的權利，而且並沒有出兵干涉越南來反對我們。我們從這一切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難道我們對中國的“遏制”已經成功地阻止了它的擴張嗎？還是照毛所聲稱的那樣，中國的革命必然只是以樹立榜樣的方式來擴大影響（實際上也只在中國文化地區的若干部分）？也可能是我們並不真正理解我們同什麼樣的物件打交道？

我認為這將是最後的定論。歷史學家如邁克爾？　亨特和亞歷山大？　伍德賽德等人曾用事實指出，多年來我們的政策思想是多麼無知和愚蠢。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處並繼續生存下去，我們就必須設法重新理解亞洲的現實和我們自己的侵略性。

70　年代新前景

1972　年2　月尼克松總統的北京之行，是從冷戰對峙轉向中美瞭解這漫長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動。自從19　鼠）年中蘇公開分裂之後，早就該出現尼克松和毛澤東的握手了，因為大國間的三角關係，往往自然而然地變成等邊關係。每一方都必須同其他兩方打交道，那怕只是為了防止其他兩方結合在一起。北京和華盛頓都是莫斯科的對手，他們經不起老是疏遠，讓蘇聯人享有同雙方都有較多接觸、較多瞭解和較多回旋餘地的內部地位或居中地位。但美中兩國人需要花12　年時間才走到一起。這樣漫長的時間說明下列事實的難能可貴，即只有理查德？　尼克松才能有恃無恐地改變其政治生涯中主要賴以起家的反共立場。

中美之所以能夠恢復邦交，是由於兩大努力的結果已把它們弄得精疲力竭：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努力和毛企圖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文化的革命。在1968　年後的華盛頓，尼克松政府在把軍隊逐批撤出越南的同時，又作出了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努力。而在北京，在文化革命於1969年衰退以後，就有許多知識分子和官員逐漸重新露面，他們也許是在五七幹校幹農活的過程中經過懲戒或自行屈服，但無論如何他們回到了工作崗位，這可以證明國內關係的正常化。1971　年9　月林彪和其他一些將領的倒臺減少了上層的領導人物，這標誌著優勢地位總的來說已經衰落。這樣，當美國設法從亞洲大陸撤出軍事力量的時候，中國又轉向外界進行比較正常的外交活動了。經過2O　年的敵對之後，兩國這時發現它們之間的共同問題，比使它們分裂的問題來得多。尼克松政府在決定謀取中美關係正常化後，便在1969　年初開始採取一系列單方面的步驟，放鬆美國對華的禁運和接觸。每一個這樣的小步驟，例如用“北京”而不再用“北平”，都是發出的訊號。在作出這種公開的和象徵性的行動時，尼克松還私底下透過第三者傳達了他想進行接觸的願望。在兩年的沉默之後，北京在1971　年4　月作出了反應，邀請在東京參加比賽的美國乒乓球代表隊訪華，並開始實行“人民外交”。此後，亨利？　基辛格在7　月作為總統的特使秘密前往北京，接著白宮發表了尼克松準備訪華的驚人宣告。1971　年10　月，這個趨勢終於導致聯合國接納人民共和國和驅逐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在20　年的敵對之後，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恢復了有限的接觸，這件事解凍了冷戰戰士的思想。然而，北京最高階會談雖然開闢了新的時代，激起了新的希望，但也重新喚起了以前潛伏的問題。一個問題是，怎樣使美國輿論的擺動平穩下來，避免過分憑感情來塑造形象。美國總統利用他的國外之行在大選之年控制了廣播電視節目，而這些同樣的宣傳工具還把周恩來帶到興致勃勃的美國電視觀眾面前。這使人回想起30　年代晚期蔣介石出現在美國雜誌封面上，以及1942　年蔣夫人向兩院演講，以象徵當時中國英勇抗擊日本侵略的情形；然而就在第二年希望的破滅，開始敗壞了在美國人面前吹得過分厲害的自由中國的高貴形象。與此相類似，1972　年2　月尼克松一週恩來上海公報提出了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並於1973　年在北京和華盛頓設立了大使級聯絡處。然而，當互相展開貿易和互派代表團（主要在技術和體育方面）時，美國原先對新中國的好奇心理開始減退，北京也日益不滿美國遲遲不實行關係正常化。這種狀況是幾個因素引起的，先是華盛頓的水門事件和總統繼任人問題，其後是北京正在進行的爭奪接班的問題。最明顯的是臺灣問題，這在美國黨派政治中已經出現得很久了。人們對臺灣局勢產生了矛盾心理，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臺灣人民在種族和文化上都是中國人，但該島的經濟活動卻無疑地同以日美為主體的國際貿易世界聯絡在一起。臺灣的出口經濟，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