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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不能為英國打贏這場戰爭。”

總統和他的軍事顧問已在私下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陸海軍都需要國家工業資源來完成各自的千架轟炸機計劃和兩洋艦隊計劃，由於雙方正在爭奪這些資源的優先使用權，因此差不多需要兩年，美國才能由於實施“勝利計劃”而具備同時與德國和日本較量所需的實力。到了春末，顯然已經可以看出，僅僅支撐英國人所需的飛機、坦克和大炮就比上一年十二月所估計的還要多。現在看來更有必要防止太平洋緊張局勢升級。

然而，美國人發現，當要制訂對付日本的外交政策時，他們陷入了不堪設想的境地。國務院提出在中國問題上不要作出妥協的建議時，重新搬出了西奧多·羅斯福的“甜言蜜語”的外交，“同時我們要在太平洋採取行動，再次揮舞外交、經濟和海軍‘大棒’。”但到一九四一年，這些大棒的威力還不足以降服決心實現亞洲“新秩序”的軍事強國日本。美國同樣堅持國際條約在道義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堅持嚴格遵守不會為中日衝突帶來任何解決辦法的門戶開放政策。兩國都不希望戰爭，雙方在年初都做好了進行一輪談判的準備以解決這場危機。但它們的不靈活的姿態將使外交遭到失敗，最終使雙方都不可能避開在太平洋發生衝突。

一月，科德爾·赫爾再次向眾院外委會發表講話，譴責日本以武力推行“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建立霸權的狂妄計劃”。就在國務卿暗示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必將遇到更厲害的經濟報復的時候，兩名美國神父正在歸國途中，他們攜帶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要為華盛頓和東京舉行談判充當中間人。

詹姆斯·沃爾什主教以總部設在紐約馬裡諾爾的“美國天主教傳教協會”會長的身份，在他的代理主教詹姆斯·德勞特神父的陪同下，於十一月抵達日本。表面上他們橫渡太平洋是為了巡視在日本的傳教團，但這次訪問卻有另一個重要目的。這次訪問得到羅斯福內閣中最著名的夭主教閣員、郵政總長弗蘭克·沃克的支援。它也得到寺崎太郎的協助。寺崎是外務省美國課的間諜頭子，他從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指揮日本在西半球的整個間諜網。馬裡諾爾的神父應當採取這個非同尋常的外交的而不是宗教的主動行動，這個主意是反覆無常的德勞特想出來的。他的孤立主義的、反羅斯福的信念早在他為溫德爾·威爾基的不成功的競選活動起草的一篇講演稿中公開表現出來了，他在講演稿中寫道：“難道我們必須就著外國的鼓點跳舞嗎？”

兩名神父剛剛抵達東京，就同銀行家和陸軍省軍事課的一位高階成員舉行了緊張的磋商，後者還安排他們與松岡外相——赫爾認為他歪得象魚鉤——舉行了會晤。日本人希望同美國進行秘密外交，以避免公開承認日本可能謀求解決中國事件的妥協辦法，美國神父的活動看來正中日本人的下懷。這樣，他們希望利用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日益擴大的分歧，按照如下的條件促成一項解決辦法，這個條件將使日本在犧牲英國的利益但又不至於堵塞美國石油的進口的情況下，實現她在南亞建立一個經濟帝國的計劃。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同羅斯福有交情的公認的親美派、前外相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於二月被派往華盛頓，監督和促進微妙的談判程序。他抵達美國時，馬裡諾爾的神父剛好訪日歸來，透過郵政總長的安排，兩位神父會晤了總統。他們有理由認為，總統對他們提出的將問東京談判的問題會作出有利的反應，倒不是因為羅斯福和赫爾打算遵守他們的非正式的建議，而是因為他們希望日本人會在進行外交活動的時候收斂在中國的活動。經商定，國務卿將會晤野村大使，私下坦率地交換意見。松岡的中間人要求對談判絕對保密，因此，在一系列“秘密會談”開始的時候，這位禮貌得無以復加的海軍大將從僕傭入口處進入卡爾頓飯店，然後上樓到赫爾的私人套間。

赫爾和野村的外交談判剛剛踉蹌起步，沃爾什和德勞特就在四月初提交了“諒解草案”。由於“諒解”是同日本的代理人磋商起草的，難怪它轉達了東京的最低限度的談判條件。這個條件要求美國承認日本對大片中國地區行使的權力，還要求美國停止援助蔣介石並迫使他求和。赫爾受到了侮辱。他當即拒絕了這個檔案，說它“遠不如你們要我們相信的那樣遷就，只有最狂熱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才會這樣做。”

國務卿堅決要求談判必須滿足美國的四點要求。日本必須尊重別國的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的內政；支援商業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政策：以及維持太平洋的現狀（以和平方式改變了現狀的那些地方除外）。野村由於急著要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