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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軍上將和馬歇爾聯合反對任何把地中海攻勢擴大化的建議，他們認為那是滲透著帝國夢的貨色。其實他們沒有看到英國之所以不願正面攻擊希特勒的歐洲堡壘，是基於一個島國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們慣於節儉地使用他們有限的軍事力量去打擊敵人脆弱的部分，這是基本哲學上的差異。象馬歇爾這樣的美國將軍所學的是大陸的軍事戰略，強調使用大量兵力從正面攻擊以求速戰速決。馬歇爾希望盟軍在法國登陸以便走一條更直接通向柏林的捷徑。他爭辯說，“任何轉移總戰略或者節外生枝的舉動都將是勞而無功的，”這隻能消耗擊敗德國的力量資源。美國陸軍部長更宣言不諱地在“象徵會議”的開幕會上提醒大家：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主戰場”不是歐洲而是對日作戰。

正在進行中的爭奪索羅門群島和新幾內亞的昔戰說明了盟軍不能“讓日本有任何喘息的機會”。他提議大西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在武器和物資的分配上必須作相應的調整，在未來這一年中應把兵員、飛機和艦隻的投入數從百分之十五倍增到百分之三十以對付日本人。馬歇爾從金海軍上將那兒所取得的強有力的支援，使英國代表團中的一些人相信，美國的海軍部長把歐洲戰場看作是使他不受干擾地進行太平洋戰爭的一大障礙。”儘管如此，金仍同意了雙方意見一致的一個戰略問題：應最優先考慮如何打敗德國潛艇。“艦隻的短缺是對所有作戰行動的一個束縛，”英國的帝國參謀總長艾倫·布魯克爵士在會上告誡說，“除非我們能有效地對付德國潛艇的威脅，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

會議的後四天用來辯論總戰略。上升的肝火屢屢迫使會議步入破裂的險境，參謀軍官們常常被要求離開會場，讓首腦們繼續進行私下激烈的辯論。

艾倫·布魯克爵士在與金海軍上將唇槍舌戰時充分顯露了他的愛爾蘭人火爆性格。他的一個助手評論說，他“不可能讓自己的頭腦冷靜下來選擇自己的言辭”，而金海軍上將則“專找岔子或者藉機捉弄他”。這位海將真不愧是太平洋戰略的不屈的辯護士。雖然他從未自己說過，但是人們普遍認為，當他被任命為美國海軍總司令時，他曾說過：“每當事情難辦時，他們就招來一群狗雜種。”迪爾爵士和馬歇爾都不得不時常按捺住自己的性子，耐心地尋求某種妥協。總統和首相都十分小心地不介入爭吵。馬歇爾這一方由於在擴大地中海攻勢上拒絕作出讓步，所以在越過海峽進攻問題上也遭到英方的抵制。布魯克將軍的理由是，當年夏天襲擊迪埃普遭到慘敗還記憶猶新，它證明至少一年內還不能對法國發動成功的大規模進攻。

美國海軍打算在太平洋對馬紹爾群島和加羅林群島發動大規模強攻的計劃，同樣遭到英國人的頑固拒絕。因為據估計，這將需要抽調百萬大軍和數百架飛機，此外，為了把這支大軍送過這片浩瀚的大洋，還需一百五十萬噸的船舶。他們爭辯說，這樣做無疑是對同盟國“歐洲第一”戰略的顛倒，因為它“只能對打敗德國產生不利的影響。”英國人還認為，任何擴大太平洋攻勢的行動，必然使韋維爾將軍失去他們期待已久的、收復仰光的“阿納基姆”行動所需的登陸艇。金採取出人意外的行動，表示願意提供全部所需的登陸艇，從而把英國人堵了回去。當英國人拒絕在一九四三年年內為蔣介石所要求的緬甸戰役確定一個開戰的日期時，馬歇爾直截了當地提醒他們說，倘若這事辦不到的話，“那末隨時都會在太平洋出現一種情況，這種情況將使美國迫不得已而從歐洲戰場上撤出。”

在第三個晚上的夜餐桌上，正當所有的人開始對達成協議絕望的時候，精美的食品、上乘的法國酒使討論氣氛緩和了。晚餐在雪茄和科克涅酒的醇香中一直進行到午夜之後，在這段時間中，雙方都作了彬彬有理的讓步，從而達到了“原則上的一致。”英國人同怠接受擴大太平洋攻勢。作為交換，美國人也接受了對西西里的進攻。另一場“非常激烈的”辯論發生在一月十八日上午，到了午飯後，裂痕才由於英國措詞微妙的妥協而彌合，那就是太平洋行動“必須保持在這樣的範圍之內，即按聯合參謀長會議的看法，當決定性打敗德國的時機在一九四三年出現的時候，它不應該有損於同盟國抓住這一時機的能力。”

就在那天下午五時，總統和首相偕同他們的參謀長簽署了雙方同意的關於一九四三年盟軍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