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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備真備在他的教授下，不僅精通六藝，而且熟諳兵法，尤其對《孫子》、《吳子》鑽研最深。他把從唐朝所得的全部錢款，都用來購置各種書籍，〃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舊唐書·東夷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５３４１頁）公元７３４年，吉備真備帶著在唐留學期間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回國。他把從唐朝所學、所購和受贈的大量圖籍和物品奉獻給了本國朝廷。從《續日本紀》上的物品清單中可以看出，他帶的物品中有許多兵器，如弦纏漆角弓，馬上飲水漆角弓、露面漆四節角弓、射甲箭、平射箭等。他帶回的圖籍詳細目錄可惜沒有流傳下來，不知具體帶回去了哪幾部兵書。但是，吉備真備回國後，任太宰少貳和太宰大貳期間，向工役人員講授《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和諸葛亮八陣，卻有明文記載。所以，我們說，把中國兵書傳到國外的第一個人是吉備真備。

繼吉備真備以後，許多留唐學生歸國時都帶有大量中國圖籍。到唐朝末年，我國當時存世的大多數兵書幾乎都傳到了日本。據史書記載，公元８７５年，日本皇家藏書處冷泉院失火，皇家藏書幾乎全部化為灰燼。為補救這一巨大損失，日本寬平年間（公元８８９－－８９７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蒐集圖書，撰成《日本國見在書目》，其中著錄中國兵書就有五十九部，比《唐書·經籍志》著錄的兵書還多十四部，可見當時中國兵書在日本流傳已經非常廣泛。

中國兵書在日本流傳，開始靠漢文字。因為早期的日本文人大都能閱讀漢籍。起初傳抄傳讀從中國帶去的兵書，但越來越不能滿足需要，後來又以帶回去的兵書為底本進行翻刻。從數千言的《孫子兵法》到二百萬言的兵學鉅著《武備志》，日本都有翻刻本。日本主要漢籍目錄上，幾乎都著錄有翻刻的中國兵書，例如《國書總目錄》、《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小田切文庫目錄》、《佚存書目》、《目錄大成》、《東京琳琅閣古書目錄》、《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洋文庫漢籍分類目錄》等都有許多關於日本翻刻的中國兵書的著錄。日本翻刻的兵書流傳很廣，有的甚至又反銷到我國，如日本松山堂刊《（校訂）七書》、日本寬文４年（清康熙三年，公元１６６４年）須原屋茂兵衛等據明本覆刻的《武備志》、日本文久３年（１８６３年）刊《施氏七書講義》、《趙注孫子》等在我國有廣泛流傳。日本對有的兵書並一再翻刻再版，有的一部兵書接連翻印幾次到十幾次，如《校正孫子十家注》有寬永６年官版重刊本、嘉永６年活字重印本、大正元年富山房《漢文大系》排印本、官版《昌平叢書》本、昭和４年東京文術堂影印本、昭和１８年五版影印本等６種版本，《武經七書》則有日本慶長２年伏見古活字本、日本江戶覆刊古活字本、日本萬治２年刊本、日本江戶刊本、日本元和刊活字本、日本元祿２年刊本、日本文久３年官板刊本、日本明治重印本、日本元和６年寫本、日本寬永２０年刊本、日本寬文８年刊本、日本延寶刊本等１２種版本。

隨著中國兵書在日本的廣泛傳播，日人也開始研究中國兵書。起初主要侷限於作些訓點、註釋之類的工作，後來逐漸發展到從哲學、政治、外交、建軍、作戰，以及思想史等各個方面探討中國兵書的底蘊。現在所能見到的較早研究中國兵書的著作有曾元佶於公元１６００年著《校定訓點武經七書》，以宋施子美《七書講義》本校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本，刪去《講義》、《直解》，只留《孫子》本文，並加日文假名訓點。林道春於公元１６１５年著《孫吳摘語》，摘錄《孫子》、《吳子》原文，低一格以日文解說；於公元１６２６年著《孫子諺解》、《吳子諺解》，以宋施子美《七書講義》為依據，錄《孫子》、《吳子》漢文原文，用日語解說。山鹿高祐於公元１６５７年著《武經七書諺義》，分段錄漢文原文，用日語解義，以日文假名斷句，並錄漢文諸家之說。日人研究中國兵書的著作有漢文和日文兩種。一些精通漢語的學者往往直接用漢語著述，如三上致之的《孫子集說》、關重秀的《七書正義》、阿田孝成的《孫子解》、梯隆恭的《孫子提要》等。這些學者由於沒有語言障礙，大都理解原意較深，能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如關重秀《孫子正義》，順文解說，雙行夾註，多出己意，很少抄襲他說。當然，用日文著述的也有許多精通漢語的學者。因為他們的讀者主要是日本人，所以日本研究中國兵書的著作更多的是用日文寫成的，如神田勝久的《孫子俚諺抄》、上田寬的《國字孫子義疏》、小宮山昌玄的《吳子講義》、兒島獻吉郎的《國譯司馬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