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第2/4 頁)

來就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貿易了。

這時美國的對歐政策，本是偏向於支援協約國的。只因國內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時尚需維持中立。迨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一宣佈，尤其是美國郵輪被襲擊之後，美國便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國宣戰了。美國既然參戰了，美總統威爾遜也就有各種理由，邀約中國一同參戰。美國對中國的邀請書一旦發出，中國政府如何回應呢？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國輿論之上，就發生中國參戰與否的現實問題了。

參戰利弊大辯論

當時主張參戰最力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馬，這批‘北洋軍閥’之熱中於參戰，其動機顯然就不像段氏之單純了。其時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而擁段的原進步黨和研究系等有影響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們認為參戰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國參戰以後，協約國在歐戰中的最後勝利已十分明顯，因此中國應該參加協約國，庶幾在將來的國際和會上，有爭取勝利果實的權利。

中國的著眼點則集中在山東半島，因為日本志在戰後，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而擴大之。中國要抵制日本，收回山東半島，就非參加戰後和會不可。要參加將來的和會，目前參戰而成為戰勝國，實為必需也。

再者，中國參戰之後，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奧等國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財產，停付對德奧等國的庚子賠款；還可以參戰為藉口，要求緩付對協約國英法美義等國的庚子賠款，其年均總數皆在兩千萬以上。由緩付開始，戰後中國，更可乘機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賠款。前途無限，利莫大焉。

抑有進者，在段黨看來，中國參戰還得有其參戰軍。段政府正可乘機擴大國防軍，增加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軍事力量。為著擴軍，政府還得整頓稅收，交涉外債。總之，對段政府而言，參加世界大戰，對中國是有百利無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張接受美國邀請，立刻參戰。事實上，段氏為著參戰，幾乎廢寢忘餐，全力以赴。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在參戰政潮上也表露無遺。反參戰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對立面的黎大總統，就同床異夢了。黎元洪何以反對參戰呢？說穿了，黎與段至此已是勢成水火的政敵。凡敵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為轉型期中國政壇的公式（包括國共兩黨當政時期）。更重要的還是，黎此時是一位徒擁虛名的政治領袖。但他卻有其被利用的政治價值。這時剛剛恢復建制的老國會，和國會之中的多數黨（老國民黨各派系），和他們現時在野的老黨魁孫中山，以及當時盤據西南數省的實力派，像原護國軍首腦、現任雲南督軍的唐繼堯、廣西督軍岑春�、廣東督軍陸榮廷，也都宣告反對參戰。在他們底影響之下，京滬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學團體也反對參戰。並在北京政府中公開表示擁黎反段。這一來，中國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黎段兩派，就旗鼓相當，政府也就隨之一分為二了。那位原無政治實力的黎大總統，在各實力派一致擁護之下，也就頂起了‘反參戰’的半邊天了。（關於參戰辯論和輿論的原始檔案，上引‘北洋軍閥’，第三卷，頗有選錄，見頁五六─九九。）

反參戰的理由何在呢？說來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站在一個民族革命家的立場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原來就是一埸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戰爭呢？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產，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攔路打劫去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頭語），弄得民國不如大清。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來，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捨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孫中山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在他底號召之下，商學各界，就深受影響了。

至於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卻是北洋系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時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凱帝制的‘護國戰爭’期間（一九一六春季），他們初次擺脫了北洋系的控制，頗嘗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也。加以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於國民黨，但是他們原和黎元洪一樣，也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系的軍閥，忌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