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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說，不可說，說了就有天大的後果。

王珪選擇簡單性接招，要名分，那麼只給出名分。他根據血緣關係，趙允讓是仁宗的哥哥，那麼於趙曙而言，就叫他為“皇伯”。這樣準確又貼切，咬定了兩點，第一，趙曙是仁宗之子，趙允讓只能是“伯父”；第二，皇伯不是皇考，宋朝算趙曙在內，仍然只有五位皇帝。

韓琦一見就怒了，耍小聰明，想矇混過關？他指示歐陽修出面，把內定的最高指示露一點口風，好讓下邊做事的人有個方向。

歐陽修根據《禮記》說了一段話——出繼之子，對所繼所生都稱父母。以前漢朝的皇帝就有過例子，比如漢宣帝劉病己。現在王珪提出的“皇伯”說根本毫無根據，依“禮”駁回，重新討論。

中書省第一次露出了真實意圖，這不許那不許，明擺著只有皇考、皇帝才是唯一的目標。這激怒了當時絕大多數大臣的憤怒。因為仁宗屍骨未寒，剛剛入土，就有人跳出來篡奪他的名分，是可忍孰不可忍，無君無父，亂臣賊子！

這時要說明一點，身為千年之後的現代人，我們對“名分”、“名節”這種詞彙已經相當地不感冒了，只有國家主權、領土完整這類實際問題才能讓我們敏感。對此我們要辯證地來審視，因為什麼都是相對的。對我們來說，宋朝的名節等事很幼稚，對100年後的中國人來說，我們現在的觀點也肯定不合時宜。

所以我們不能嘲笑宋朝人當時的激動，而應該承認他們對是非對錯的認知、堅持，這是一個長久存在力圖振作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素質，是應該讚揚的。

更何況公道自在人心，趙曙、韓琦等一夥兒人做得實在過分。當時的臺諫官們基本上還都是仁宗朝所遺留下來的，比如知諫院司馬光，還有御史中丞賈黯。賈黯是一位值得我們尊重的人。他在宋史中默默無聞，可他在當時的影響卻不在司馬光之下。

他是一位狀元。宋史裡狀元多如牛毛，賈黯有他特立獨行的地方。

賈黯是司馬光和範鎮的結合體。司馬光為了刺勇的事進中書省和韓琦當面辯論，賈黯為了更加敏感，誰都知道是事關現任皇帝的老爸的皇帝名位的事進中書省和全體宰執辯論。

和韓琦爭吵，和歐陽修辯論，和曾公亮、趙概這樣不作為玩沉默的大臣較勁。這樣的事他三番五次不停地做，擺明了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其結果從長遠裡看，是給他自己挖坑，更給子孫後代招禍。從近處看，就是他把自己氣病了。

那是真的、很大很重的病，遠比範鎮當年為了立太子的事百日愁白頭嚴重。這時是五六月時，到了九月份，賈黯就病死了回到當時，歐陽修的“皇考”暗示出爐之後，大臣們的反對聲此起彼伏大有爭先恐後的架勢。大事不妙，韓琦們想出現新的一招。

你們不是能吵嗎，那就都別吵了。由趙曙下令，前一個指令作廢，也就是要待制以上所有官員集體討論的命令作廢，命令由專門機構，負責朝廷禮儀的太常寺出面決定趙允讓的名分。

這個命令實在是英明，當時反對派的大臣們都面露悲憤——真是太卑鄙了，一來太常寺只是個小部門，中書省的話不敢不聽；二來看一看其部門領導，大家就會知道其中的玄妙。

是給趙曙爭來太子位的範鎮，鐵打的保皇黨！

不過事後證明，嚴重失望的恰恰是趙曙等人。範鎮接到命令之後非常認真，他先是給出了答案，既尊仁宗為皇考，那麼對濮王而言，不論是稱帝、稱皇、稱考，立寢廟、論昭穆等等所有的皇帝規格都是錯的。而且還找出《儀禮》中的有關章節來反駁歐陽修的《禮記》，把“皇考”說徹底否決。

最要命的一點，是他還把事情曝光了。範鎮根本沒給韓琦等人任何斡旋的機會，把上面的結論直接寫成公文，上報給趙曙。你要太常寺的討論是嗎？這個就是！

韓琦氣得目瞪口呆，這群該死的書呆子真是又臭又硬，不識抬舉。他把範鎮叫進中書省，滿腔怒火化作大批口水，要噴得範鎮滿頭滿臉。不過真見了面，他張了幾次嘴，只罵出了一句話：“範鎮你搞什麼，詔書是要你們資材料找根據，誰讓你們這麼快就遞交公文的？”

天公地道，他只能挑出這個錯。

範鎮不陰不陽地回答，做臣子接到詔書，只能盡力去辦。難道做得快了還是罪嗎？

韓琦啞口無言。

韓琦沒話說了，臺諫官們憋了一肚子的話。御史臺方面的呂誨站了出來，他指出現在的聖旨就跟做遊戲一樣，先讓百官議論，沒有結果就下放給部門定名，詔令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