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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後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由於中國有幸成為戰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運動的開始

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面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禁使人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佔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麼差？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其實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層原因。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人，然而少壯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１９３０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臺後搞準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制的後進性，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制，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義大利式的法西斯體制，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徵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藉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制創造必要的條件。儘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沒有能使日本打贏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衛文呂（借字，原字上麻下呂）內閣成立。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躍敏捷；雖然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衝突時，近衛對軍人持同情態度，所以近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援。近衛上臺後，在開始著眼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宣佈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於國際正義的和平，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施政”。此後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劃，實施國家控制主要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戰時經濟制度，不久後又解散了所有政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閣。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作為藉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歷史上並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制，所以獨裁體制在日本頗難立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陣營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並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家，而獨裁陣營的日本卻是民主國家。儘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國家，但並沒有成功，日本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有人試圖把日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並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歷史的真實，東條英機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