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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上臺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當時近衛本想採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和蔣介石“促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但後來由於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近衛又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裡。在這種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採取了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藉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蔣介石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干涉。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捲入外國的紛爭。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併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面調停，中國也比較放心。

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擔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後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前車之鑑，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面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１２月２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階將領開會，徵求大家對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要求承認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說：“如果條件只是這些，那為什麼還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終由德國擔任中介人。蔣介石還說：假如他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曼大使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蔣介石打來電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透過外交途徑進行。這暗示蔣介石不準備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汪精衛倒是不怕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儘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