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在書堂好像遇到了愛情(第4/13 頁)

有一次，兩人討論到朱熹《中庸章句》中的“致中和”概念時，慧心提出了她的見解：“朱熹認為‘中和’是儒家理想的人生境界，而這種境界需要透過外在的修養和內在的心性調和來實現。我認為，考據學雖然精細，但若只是單純的文字訓詁而不涉及義理，就像在‘中和’之道的探究中失去了方向。學問不應止於技藝，而應通達於道。”她的觀點顯得大膽而深刻，在當時的學術氛圍下更顯得別具一格。

征服者被她的見解深深打動，也受到啟發。他反思自己在學術上的取向，雖然擅長考證，但在義理的探索上卻時常感到力不從心。這不僅讓他對慧心的才華感到敬佩，也促使他開始在自己的研究中重新審視宋明理學的價值，特別是理學家所強調的心性修養和道德實踐。他意識到，義理與考據之間並非截然對立，反而可以互為補充，形成一種更為全面的學術體系。

隨著探討的深入，兩人逐漸擴充套件到對經學的整體性反思。他們談論到清代學術界對“經世致用”的需求，即學問應服務於社會和國家，而不僅僅是自我修養的手段。在這個問題上，慧心表現出了獨到的見解。她認為，學問不僅僅是考證古代典籍的工具，而是引導社會道德風尚、提升人們精神境界的路徑。她舉例說，明末清初的學者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便重視學術的經世致用，認為學問應該關心社會現實，探討如何透過學術來實現政治和社會的改革。

征服者對此深感贊同，但也指出，乾嘉學派的考據學在清朝能夠大行其道，實際上是因為清代的社會環境為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清朝中期，社會相對穩定，政治相對保守，統治者對學術的關注點更多放在維護國家的正統性和文化的純潔性上。因此，重視文字考證和文字訓詁的學術取向自然更受到青睞。考據學的精細化研究，不僅為清代學術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也為後來的文獻整理和歷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慧心進一步指出，這種學術潮流雖然在維護文化傳統上具有積極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縛了思想的自由發展，使得學術研究失去了對於社會變革的關懷。“如果學術研究僅僅侷限於對古代文字的解釋，而不涉及社會現實的關注，那麼這種學術究竟有何意義？”她的聲音堅定而清晰，“學問應當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而非僅僅為學者提供追求功名的途徑。”

征服者對慧心的這一見解深表贊同，並補充道：“考據學的細緻研究固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古代經典，但如果忽視了經典中的義理，便難以體會到儒學的真正精神。這也是我在與你討論的過程中漸漸體會到的。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將考據和義理結合，探索一種既注重文獻證據，又不失道德反思的學術道路。”

這種觀點的碰撞，不僅推動了征服者對學術的重新審視，也使得他對清代學術潮流產生了更多的反思。在與慧心的交流中，他逐漸形成了對考據學和義理學的綜合性理解，這種理解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當時的學術框架，使他對學術研究的態度更加開闊。慧心也因為與征服者的深入探討，逐漸意識到，儘管她不可能透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但她可以透過學術討論來提高自己的見識和修養，並且在家族和地方社群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他們還經常探討清代學術中出現的新興思想，比如當時傳教士引入的西方學問。西方學術的傳入為清代學術界帶來了一種新的風潮，尤其是天文學、地理學和數學的研究，開始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征服者和慧心對此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慧心認為，這些新學問可以與中國傳統的經學互為補充，在提高人們的科學素養和技術水平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她舉例說，康熙皇帝曾對西方傳教士傳入的天文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將其應用於實際的天文觀測和曆法編制，這種開放的態度使得清朝在科學技術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些西學與儒家經典結合，或許能夠拓展儒學的研究領域，使其在新時期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慧心的聲音中充滿了期待。

征服者對慧心的想法表示贊同，並進一步指出：“西方傳教士的天文學研究確實令人欽佩，然而，我們在接受這些新知識的同時，也不能忘記自己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是中國學術的主幹，我們應該在借鑑西方學問的同時，探討如何使其與儒學思想相融，而不是簡單地吸收或排斥。”他的這番話引發了慧心的深思，他們隨即展開了關於中西學術融合的更為深入的探討。

這種頻繁而深入的學術交流，讓征服者和慧心逐漸感受到彼此之間的默契。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他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