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孫文縱論商戰兵爭 載振指點女翻譯官(第2/6 頁)

國之歡心’仍然是她處理內政與外交的指導方針和頭等大事！不過對洋人來說，獲取戰爭賠款只是‘硬勒索’，中國全面開啟市場，以利於他們傾銷商品和資本輸出——才是他們的長遠追求！而老妖婆最近在這上頭的卑躬屈膝主要有三：

“其一，根據曾出洋考察多次的載振貝子的建議，於去年9月7日正式設立了旨在‘統籌全國經濟和重振洋務’的新衙門——商部，並讓載振出任其首任尚書。

“其二，不久前，舉辦了與以往明顯不同的名為‘經濟特科’的科舉會試。除了考試內容不再是儒家經典，且作文命題也不再出自經文外，還明確考生最好識洋文並能夠論說諸如‘鎊虧’等經濟課題！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他們為了爭奪海內外人才，已重拾康有為當年所提的一大舉措，即‘透過廢八股取仕’！而有鑑於此，我預計——他們接著將會承認洋文憑並延攬洋教師及華僑胞中的大學生到國內廣設如同泰西之學堂！”

“哦——！？”“啊——！？”——眾人大為驚訝道。

“那我為何這樣預計呢？”孫中山大聲道，“這首先與兩年來，洋人一再催促她重新實施‘新政’並加大對‘鎊虧’金額的支付有關！而廢八股和廣設泰西之新式學堂等，又無疑是——既最有現實需要又最為簡單易行的‘維新’舉措！可但凡要引進海外人才，就自然離不開外交！於是，就有了其三，即改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並將其班列於六部之前！”

“如此我們又該怎麼辦！？”有人焦急應聲道。

孫中山伸出雙手往下按了按，遂道：“繼鄭觀應‘首為商戰鼓與呼’之後，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務——曹典球，曾於1898年9月在《湘報》第165號上，發表了題為《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的新學說！請問諸君，乍聽‘學戰’又更勝‘商戰’一籌，是否有牽強附會甚至錯愕之感呀？”

“有的！”“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感覺！”——好些人認可道。

“是吧！？”孫中山笑應，遂忙不迭地指著手中的書本說：“好在他曹總教務早就料到並在《序言》中先行解惑。”有頃，他又念道：

光緒二十四年，張之洞大人在其《勸學篇》中寫道：“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梗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到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大賢鄭觀應隨後則在《盛世危言》中指出：“論泰西之學，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而我所謂之“學戰”說，則專指學識之戰。亦即——吾國惟有師法西洋大上最終服膺於“商戰兵爭”之學科教養，方能躋身於世界列強之林！

諸君，何言：“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這不外是——文者文化也，文化者文治教化也，文治教化者皆以“學而習之”為根基也。要不，先賢王守仁1何以在《傳習錄》中斷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盛世危言》還怎會著重強調：“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於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炮戰艦也，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中國亟宜參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並重。”

故總而言之，若在“商戰為本，兵戰為末”之前再冠“學戰為基”，那金句便更趨完善與周全。

“話說到這呀，也許有人會問：既然‘學戰’是如此重要，那我們這些在國內沒有地盤的革命黨人又該如何參戰呢？這就又涉及另外一個層面的鬥爭了！我們革命黨人雖然不能在國內大辦西式教育，但在海延攬外精英上卻有著‘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大優勢！為此，兄弟不日將啟程前往美歐一趟，以展開跨大洲的爭才之旅！當然嘍，有鑑於‘萬事唯財莫舉’，這次爭才之旅，亦必同時是一次多了個‘貝’字邊的爭‘財’之旅！

“諸君，我早在幾年前就曾說過：革命與留學生的結合是其革命事業由衰轉盛的一個起點！而他日立中國強國之根基，建中國偉大之事業，以光輝於二十世紀之歷史者，必是我留學生也。比如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轉瞬間即成風氣；故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

“諸君，古今中外歷史一再表明，新文明必須先由知曉新文明的人們來推動！所以，我在這裡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