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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吳晗。

四枝禿筆倒了三枝

“四筆並存”的日子，維持不了多久。一九六七年酷夏來臨，“文革”的熱度也繼續上升，王力、關鋒、戚本禹在頭腦發熱中一起倒臺，只剩下姚文元一支禿筆……

那是在七月十三日晚，毛澤東帶著楊成武、餘立金登上火車，離開了北京，開始為時兩個月的漫長旅行，他巡視大江南北，調查了湖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

“副統帥”林彪坐鎮北京，運籌帷幄，殫精竭慮，著手部署“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戰役：

第一戰役是打倒“彭羅陸楊”，已經實現了；

第二戰役是打倒“劉鄧司令部”，已經實現了；

第三戰役是藉助於批判“二月逆流”，掃掉一批老帥老將

須知，林彪雖然名列元帥，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元帥有十個，他只是十帥之一。除了彭德懷早已掃除之外（一九五九年，他取彭德懷而代之，當上國防部長），尚有八帥。林彪以為只有打倒這八個老帥及其手下一批將軍，才能鞏固他的“副統帥”的地位。

二月，天賜良機，在北京京西賓館，老帥老將們當面斥責“文革派”人物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被江青等誣為“二月逆流”。林彪想乘機下手，除去軍內對手。可惜，毛澤東不允，林彪只得罷休。

七月中旬，武漢兩大派嚴重對立，一場大規模武鬥迫在眉睫。謝富治和王力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於十四日匆匆從重慶趕到武漢。王力雖然不過是一名“組員”，卻自視甚高，彷彿欽差大臣、最高裁判。王力本該調解兩大派的矛盾，而他卻支一派，打一派。武漢部隊的一些幹部、戰士同情受壓的“百萬雄師”派，於七月二十日抓了王力，批鬥了一番。訊息傳出，全國轟動。

江青聞訊大怒：豈可如此無視“中央文革小組”？

當王力終於“脫險”飛回北京，江青動員了二十萬人去機場歡迎，然後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軍民歡迎中央代表團歸來”大會。江青把怒火落向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一時間，“打倒陳再道”、“絞死陳再道”的大字標語貼滿全國城鄉。

林彪微笑了。又是天賜良機！林彪借題發揮，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以此開展他的“第三戰役”。

所謂“揪軍內一小撮”，即“揪出軍隊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要藉助於這一口號，清洗軍內一大批政敵。

康生、江青、陳伯達當即贊同林彪的意見，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秀才”起草《紅旗》雜誌社論——《揪軍內一小撮》。關鋒執筆。

社論發表之後，毛澤東在外地見了，深為震怒。毛澤東當即作了批示：“這是毒草。”

思索了一下，他又用道勁的筆大書四字：“還我長城。”

長城，向來是人民對解放軍的讚譽。“揪軍內一小撮”、“批帶槍的劉鄧路線”，是亂軍的口號。毛澤東怎不心急似焚？

毛澤東下令追查這篇社論。

林彪裝聾作啞。江青、康生、陳伯達朝“秀才”們一推了事。“秀才們”成了替罪羊。

最初，戚本禹把責任推給王力和關鋒。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關鋒被捕。到了一九六八年初，成本離也站不住腳了，終於被江青從“中央文革”中“端”了出來。

當時，一起被追查的還有《紅旗》雜誌副總編林傑。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已經恢復自由並正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林傑，從中國北方某地給本書作者來信，除寄贈他以筆名發表的新作《王清任的腦髓說及其哲學貢獻》之外，還在信中回憶往事：

“對於姚家父子，我只知蓬子是叛徒，是從狗洞裡爬出來的，那是從魯迅書中看到的。文元為人，正如你所寫的，眼很高，是看天的。我這種人，不在他的眼下。《紅旗》發了他交來的幾篇文章，是透過關鋒給我的。陳伯達對我說，文元的文章，一個標點也不能錯。我只有聽命照發。從未與之作個別交談過。雖然當時穆欣曾開玩笑說，我和他是一對：個子高低、年歲都差不多。正是他和陳伯達、戚本禹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夜二時來《紅旗》，宣佈將我關起來的。過了一個星期，他發了《評陶鑄的兩本書》，其中一段關於‘五·一六’集團兩大罪狀：反對軍隊；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暗指我。從此，我的罪就定了……”

在王、關、戚寫那篇《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的時候，姚文元正在上海，和張春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