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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陪同毛澤東巡視上海，未參與社論的寫作，倖免於糾葛。這樣，四支禿筆倒了三枝，姚文元安然無恙。

當姚文元聽說王、關、戚成了階下囚，又喜又懼：喜的是一下子除去三個勁敵，懼的是日後自己會不會也步王、關、戚的後塵？

從此，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小組”唯一的“組員”。整個小組只有五名成員：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顧問康生，組員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富有政治權威的“大手筆”。他不再寫《不要拒絕李白遊秦嶺》，不再寫《算命攤旁的雜感》，不再寫《折賣行中的聲音》，不再寫《狗丟，你真是好樣的！》。他不再一年發幾十篇“千字文”了。

他要麼不寫，要寫就登一整版、幾大版；

他要麼不寫，要寫就登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全國各報一律全文轉載；

他要麼不寫，要寫就傳達“毛主席的聲音”，體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他要麼不寫，要寫就成為全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政治學習檔案”。

一九六七年，他洋洋灑灑地發表了新的“兩評”：

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中，他聲言周揚的“所謂‘一貫正確’史，是一部反革命兩面派歷史”。其實，這恰恰是姚文元的精確的自我寫照。

他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中，稱陶鑄為“南霸天”，具有“修正主義者的反動而醜惡的靈魂”，兼有“一張投機商人的嘴巴”。其實，姚文元又如同“猴子上天平——自稱自”。

仔細研讀姚文元的“四評”，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相關定律”：隨著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級，他所“評”的物件也在逐步升級，從吳晗，而鄧拓，而周揚，而陶鑄。

文章少了話多了

姚文元的文章少了，話卻多了。

本來，他有著“結巴”的“後遺症”，何況老是戒不掉口頭語“正是這樣”，他總是以筆代言，不大在群眾場合講話。

無奈，他成了“中央首長”之後，而領導“文革”的“新潮流”便是“中央首長講話”，他不得不向打著各種各樣旗號的各省各市的“革命群眾組織”發表即席講話。“接見”剛一結束，各式各樣的油印機便開動起來，《中央首長姚文元講話》風靡全國。

我翻閱著幾十冊厚厚的《中央首長講話選》，讀著一篇又一篇的姚文元講話記錄稿。其中一篇姚文元和江青等接見“浙江省革委會”張永生、杜英信的講話紀要，頗能反映姚文元當時的形象。他，早已不是第一次走進張春橋家中那種戰戰兢兢的樣子了，居然跟江青象唱雙簧一般，江青說幾句，姚文元便插一句，處處“緊跟”。

以下是當年的“浙江省革命委”副主任、造反派頭頭張永生的傳達記錄：

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

時間：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九時二十分至二十日凌晨一時正。

當我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走進福建廳時，敬愛的江青、伯達、文元、肖力（即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引者注）同志熱情地與我們握手。我們最最敬愛的江青、伯達、文元、肖力同志非常非常關心浙江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們十分親切地聽取了我們的彙報，給我們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

當我們彙報到浙江美術學院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情況時，江青同志說：“潘天壽的畫很陰暗，我是不欣賞的！畫的禿鷹真難看，又陰暗、又醜。”

姚文元同志插話說：“畫很陰暗，與他搞特務有關。潘天壽喜歡畫的禿鷹，是特務的化身！”（在這裡，姚文元充分顯示了棍子的本色——引者注。）

江青同志又說：“前幾年，潘天壽的畫，你們杭州怎麼捧得那麼高？畫的賣價很貴。齊白石也一樣，是個老財迷，可壞啦！”

姚文元同志補充說：“黃胄這個人也很壞。”（在那種年月，姚文元這樣說一句話，便意味著“中央首長點了黃胄的名”，給黃胄帶來一場大災難——引者注。）

我們要求江青同志給我們革命委員會作指示，江青同志說：“不要我指示了，你們是革命委員會嘛！”

姚文元同志插話：“革命委員會就是搞革命嘛！你們去幹嘛！”

當我們彙報到浙江戲劇界的情況時，江青同志說：“浙江有個問題，舊的劇種都有問題。紹興大班武功基礎好，樣板戲是否可以移植？”

姚文元同志插話說：“移植是很艱苦的改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