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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後，王力在上海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宣傳處長。六十年代初，調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顧問。回國之後，升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一九六五年九月，為了紀念抗日勝利二十週年，中央決定以林彪名義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由康生定稿，而執筆者便是王力。從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賞識。王力寫《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之際，正是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時。一個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個依仗張春橋接近了江青，他們的“登龍術”何等相似。

關鋒原名周玉峰，號秀山，比姚文元大十二歲，是四位“秀才”中最年長的一個。一九一九年七月，他生於山東北部與河北交界的慶雲縣，他的雜文曾常用“慶雲”為筆名。一九三三年，他在慶雲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八年擔任中共樂縣縣委書記。一九三九年起改名關鋒。一九四四年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一九四七年任山東回民師範學校校長。一九五○年任中共山東分局理論教育處處長。一九五二年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一九五五年擔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校長為夏徵農。一九五六年，調來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與艾思奇、胡繩等共事。對於關鋒來說，這一調動，從地方進入了中央。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紅旗》雜誌創刊，關鋒調入《紅旗》，編輯供毛澤東參閱的《思想理論動態》內刊。不久，成為《紅旗》編委，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據關鋒自雲，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一篇短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研究中國哲學史，受到毛澤東的注意。從此，得到毛澤東的垂青。關鋒喜歡寫雜文，一九六二年起，以筆名慶雲（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許多雜文。有人把關鋒雜文送到毛澤東那裡，說他反毛澤東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澤東看後說：“這點雜文有什麼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過，還不錯。”於是，關鋒被保護過關。作為“左派”，關鋒如同姚文元一樣，也曾寫過許多“棍子”文章；還曾與成本禹聯名寫過誣陷彭德懷的信，說彭德懷“到三線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徹底清除這個隱患”，以致彭德懷被撤回北京，慘遭揪鬥。

戚本禹是山東威海市人，比姚文元小一歲，是四個“秀才”中最年輕的一個。跟姚文元一樣，是個高中畢業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工作。一九六二年，中南海發生“八司馬案件”。捱整的八個“司馬”，都是年輕幹部，其中之一便是成本禹。有一次，毛澤東在散步時，偶然遇見成本禹。戚本禹向毛澤東訴說了“八司馬”之冤。毛澤東令回家英細查。不久，毛澤東為“八司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來喜歡歷史，業餘鑽研歷史，寫出關於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向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發起挑戰，在《光明日報》上展開論戰。毛澤東看後，讚揚了戚本禹。於是，戚本禹調入《紅旗》雜誌社，擔任歷史組編輯，後來成為歷史組組長。

在田家英遭貶、自殺之後，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為毛澤東、江青的秘書，擔任中共中央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雖然“王、關、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實際上戚當時最接近毛澤東，手中的實權遠遠超過王與關。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他在《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對劉少奇開了猛烈的一炮。劉少奇曾風聞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宮秘史》發難，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給毛澤東寫信，闡述自己對於影片《清宮秘史》的看法，戚仍執意發表那篇文章。就在成本禹文章發表的當天，劉少奇看畢，氣憤地對家人說道：“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戚本禹的文章，成為公開聲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訊號彈。

這四支筆桿，各有各的登龍術：王力替林彪捉刀，關鋒批楊獻珍起家，戚本禹攻劉少奇奪取“頭功”，姚文元則是以評《海瑞罷官》進入“中央文革”。

筆桿子們之間，有過你呼我應：在批《海瑞罷官》時，關鋒和成本禹曾一起專程來滬，跟張春橋、姚文元密商。不久，關鋒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戚本禹發表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跟姚文元南北配合，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