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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灌輸和宣傳》）

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巴金用鋒利似刃的筆，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畢竟經歷了“文革”煉獄的磨砥，他的話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話。唯其真，才顯得那樣的深刻：

……第二年下半年（指一九五八年，引者注）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乾乾淨淨。你說寫十三年也好，他說寫技術革新也好，你說文藝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也好，他說英雄人物不能有缺點也好，我一律點頭。但是更大的運動一來我仍然變成了‘牛鬼蛇神’，受盡折磨。張春橋惡狠狠地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他又說：“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夠寫文章嗎？”

“其實不僅是在‘文革’期間，五十年代中期張春橋就在上海‘領導’文藝、‘管’文藝了。姚文元也是那個時候在上海培養出來的。……這些人振振有辭、洋洋得意，經常發號施令，在大小會上點名訓人，彷彿真理就在他們手裡，文藝便是他們的私產，演員、作家都是他們的奴僕。……儘管我已經喪失獨立思考，但是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僕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僕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張春橋、姚文元就要給押上法庭受審判了，他們會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他們散佈的極左思潮和奇談怪論是不會在特別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隨意點名訓斥。

“文藝究竟屬於誰？當然屬於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屬於誰？》）

從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年進行再批判，巴金的聲音代表著中國正直的作家們的聲音。

發人深思的是，捱過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從巴金、丁玲。馮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陽，到王蒙、劉紹棠、流沙河、鄧友梅……受盡磨難，沒有一個被打倒；而被押上歷史審判臺的，卻是“姚棍子”其人！

“駱漠”是誰？

雜文是政治氣候的溫度計。民主興，則雜文旺。雜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蟬的日子裡，雜文總是收聲斂息。一九六二年的“回暖”，使雜文創作也活躍起來。

春風吹入位於上海南京路上的華僑飯店。《文匯報》社在那裡召開雜文創作座談會。因為《北京晚報》的雜文專欄《燕山夜話》已經開張，《前線》雜誌的雜文專欄《三家村札記》和《人民日報》的《長短錄》也很活躍，可是上海的雜文界卻還冷冷清清，該鼓一把勁了。

大抵是受“出氣會”的影響，會場空前活躍。姚文元也算是雜文作家中的一員，靜坐一側，那凸出的眼珠不時在會場上來回掃描，彷彿獵人在搜尋獵物。

“繁榮雜文創作的關鍵，在於‘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雜文老作家，幾年前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了一篇雜文《廢名論存疑》，捱了棍子，弄得他這幾年一篇雜文也不寫——不是不會寫，也不是沒東西寫，是不敢寫！”有人開始“出氣”了。

“我剛從北京回來。在北京，我見到夏衍，他說在七千人大會之後，他‘老病復發’，手癢了，又想寫雜文了！”有人馬上補充道。

“憑一篇雜文，就定為‘右派’，太過分了。這樣做，使雜文作者心寒。上海沒有人敢帶頭寫雜文，原因恐怕就在這裡。”

“北京的‘帶頭羊’是馬南（屯阝）。他的《燕山夜話》，老舍很稱讚，說是‘大手筆寫小文章’。你們知道馬南（屯阝）是誰嗎？就是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呀！”會議的主持者一聽，趕緊趁機鼓動說：“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帶頭寫雜文，一呼百應，雜文創作一定會象北京一樣繁榮。”

“雜文講究一個雜字，最忌‘步調一致’……”有人在那裡發話，言歸正傳了。

姚文元舉目望去，此人中等個子，前庭開闊，肥頭大耳，一口山東話。姚文元認識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羅竹風也。在繁忙的公務之餘，羅竹風愛寫點雜文，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過，在姚文元“左”眼看來，羅竹風雖是老革命，但言談頗“右”。

羅竹風向來談鋒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