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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他隨口而說：“辦報紙，要象毛主席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裡說的那樣，要會彈鋼琴，十個手指頭都動。可是，我們上海的報紙有點象敲鑼，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羅局長，你就帶頭寫一篇吧，題目我都給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時的姚文元，突然插話道，“題目就叫《敲鑼說》，你看好不好？”羅竹風哈哈一笑，只是說道：“大家寫嘛，我算一個！”雜文創作座談會開過不久，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文匯報》的“筆會”副刊上，冒出一篇雜文，題曰《雜家——一個編輯同志的想法》，署名“駱漠”。

姚文元憑著他“靈敏”的“階級鬥爭”嗅覺，仔仔細細地咀嚼著這篇雜文：

“窗外下著毛毛雨，春雨貴似油呀，但這天氣卻總有點使人膩煩。”

“工作了一天，正應該‘逸’一下了，便順手拿起一本《史記》來，想查清‘左袒’這個典故的出處，也算是一種消遣吧？”

“‘篤，篤篤……’有人敲門，卻原來是一位出版社的編輯來訪。”

“多日不見，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沒話找話說，兩人都顯得吃力。不知怎麼一來，話頭轉到編輯業務方面，於是鬆動活潑起來了。

“‘人都要有一行，沒有一行，就會變成二流子。’編輯同志是這樣開頭的：‘其實，二流子也應該算是一行，不過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卻是”編輯“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認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會分工，不能用植物分類學的方法，編輯就是編輯。如果硬要追問屬於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雜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來，連連說：”好一個雜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個作家成名，誰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為社會所重視，這當然是他辛勤勞動的成果。然而這其中也有編輯的一份心血。編輯的不平，正是他年年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遠坐不上‘花轎’。這些年來，領導上頗重視演員、作家，似乎什麼都有他們的份兒，而編輯卻有點‘廣文先生’的味道。難道你聽說過有什麼領導同志接待過編輯這一行麼？哈哈……，‘雜家’，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定該坐冷板凳。……“

“為什麼這位編輯同志有一肚子苦水？個人主義麼？名利思想麼？不甘心作無名英雄麼？都或有之，但也不盡然。如果帽子什麼的能解決問題，那未免太簡單了。凡是自以為不好解決的工作，最好是從兩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負責同志專門接待一次編輯工作者，同他們談談心，對編輯工作的情況多瞭解一點，幫助解決一些可能解決的問題。這樣，豈不皆大歡喜？”

“我常想：人的慾望是無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樣在無限中求有限，這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學問。明乎此，領導者的天地就廣闊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駱漠”是誰。文筆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顯而易見，十有八九是化名。“駱漠”者，作者自比“駱駝”，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視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這般的“筆名分析”。這個“駱漠”，“名不正”，所寫的文筆亦“言不順”，滿腹“牢騷”，而且國窮匕首見，把矛頭指向領導……

他，實在手癢難熬，終於提棍躍馬，朝那“沙漠”中的“駱駝”襲來。

《雜家》事件

五月十三日《文匯報》，刊出了姚文元的《兩個編輯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一五月六日，在《雜家》一文見報的當天，姚文元連夜草成，擲往《文匯報》。

寫文章向來“直、露、多、粗”的姚文元，這一回改換了筆法：

“做文章要有對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駱漠同志很懂得這個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觀點，卻用了主客對話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勝。我也想學一學這方法，來做一回駱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觀點的對立面。為了講究作文的藝術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親切感，也摹仿駱文，從‘毛毛雨’開始：——

“窗外下著毛毛雨，越落越密。我開窗看了看天色，卻不料看見老趙拿著一包書興沖沖地走近來。……”

駱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編輯的苦衷，希望領導能夠重視編輯工作。姚文元卻逐點予以駁斥：

“我自己也做過幾年編輯工作，也嚐到一點編輯工作的甘苦。我覺得做編輯實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總是夠不上，卻從來沒有產生過‘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淒涼感。”

“提起‘廣文先生’，我立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