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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擲一篇反黨雜文《雜家》，姚文元同志立即寫文章予以回擊。這一革命行動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力支援。柯慶施同志幾次在會上點名批判了反黨分子羅竹風。一直堅定地支援姚文元同志戰鬥的張春橋同志也明確指出：《雜家》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矛頭指向黨的。可是陳其五呢，他一面勾結黨內黨外的反動‘權威’和黑線、黑網人物，對姚文元同志進行反革命圍攻；一面拼命給這個反黨分子鼓氣：‘老羅，我是支援你的。’同時還赤膊上陣，專門找姚文元同志談話，對他施加政治壓力。正是在陳其五之流的策動下，上海文藝界、出版界的一小攝走資派及其爪牙、親信，紛紛行動起來。文藝黑網上的小爬蟲劉金，就更為活躍，趕寫了一篇黑文給報社，惡毒咒罵姚文元同志。但他又做賊心虛，還加了註解，說是‘文章估計不會用，但一吐為快’。請看，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堅持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多麼仇恨啊！他們把無情地批判他們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鐵掃帚’。好得很！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專門痛打你們這一小撮死硬的階級敵人……”

這篇以“造反派”口氣寫的文章，把話說得明白不過了：原來，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著強大的後臺——“一直堅定地支援”著的柯慶施和張春橋，亦即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隨著《雜家》挨棍，很快的，剛剛復甦的雜文之花，又被寒風吹得七零八落。

“大寫十三年”的吹鼓手

巴金、熊佛西、丁伶、豐子愷。郭紹虞、劉大傑、黃佐臨、張駿祥、沈浮、瞿白音、應雲衛、王個簃、林風眠、白楊、張瑞芳、上官雲珠、葉以群、吳強、孫峻青、任桂珍、瞿維、唐耿良、蔣月泉、張樂平……上海文藝界人士濟濟一堂，聚集在延安西路二○○號文藝會堂。那是二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元旦聯歡會在那裡舉行。

元旦聯歡會年年舉行，而這一次上海文藝界頭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齊了，卻是空前的。因為事先接到通知，說是“會議重要，務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聯歡會，怎麼忽地變得“重要”起來？

一月六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的報道，道出了其中的奧秘：

“最使大家高興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也應邀來到，和大家一同聯歡、共迎新春。陪同柯慶施同志參加聯歡會的還有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等。當柯慶施同志出現在演出大廳中時，全場熱烈地鼓掌歡迎。主持聯歡會的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熊佛西當即代表大家邀請柯慶施同志講話。……”

原來，“會議重要”，全然因為柯慶施要發表講話。

這一回，柯慶施確實說了一番至為重要的話，以至上海文藝界為此“學習”了多日。

柯慶施說：

“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裡，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

柯慶施的講話，概括為一個嶄新的口號：“大寫十三年！”

這是一個充滿“左”的色彩的口號。

所謂“大寫十三年”，就是大寫解放以後的十三年，以為“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

一月六日，《文匯報》報道了柯慶施的講話，頓時在全國文藝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其實，“大寫十三年”這口號，與其說是柯慶施提出來的，不如說是柯慶施和張春橋一起提出來的。姚文元“緊跟緊追”，成為這一口號的最積極的鼓吹者。

你一點，我一條，在張春橋的家裡，姚文元跟張春橋拼湊著“寫十三年十大好處”。

姚文元是個從“左”如流的“理論家”。雖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說過跟“寫十三年”背道而馳的話：

“今天寫作的題材是應當廣闊的——限定在工農兵之內是不夠的。從古至今，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從五四到解放，從神仙到精靈，從官僚到資本家……各種人、各種題材，只要有社會意義和美學內容，都可以。”（《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

“我們主張創作的題材不受任何限制。”（《從一個演員的下鄉體會談起》）

“文學藝術作品的題材是異常廣闊的，決不能機械地說只有描寫生產的戲才能教育工人，描寫戰爭的戲才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