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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慶施這麼一點，許多人才明白：原來，《雜家》是羅竹風寫的！“以後，你要寫點好文章”，言外之意，《雜家》是壞文章。

在一次大會上，柯慶施當眾又點了羅竹風的名：“羅竹風，你別老是以出版局局長自居，代表出版界向黨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記，你是共產黨員，你代表的是‘共產界’，而不是什麼出版界！”

不久，一紙調令下達：撤去羅竹風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職務，調任《辭海》副主編。

怪不得，人們傳說姚文元的文章有“來頭”。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見到羅竹風被“罷官”，人們領教了“姚棍子”的厲害！

“雜家”風波，至此本該畫上休止符了。

不料，當“文革”風雲湧起，《雜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進行“批判”。飛來橫禍，鄧拓被打成“黑幫”，他的《燕山夜話》成了“反黨大毒草”。鄧拓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專欄裡，發表過《歡迎“雜家”》一文。這下子，把羅竹風跟鄧拓相聯絡，成了“北呼南應”：“雜家”風波升級為“雜家”事件。羅竹風在牛棚中，受盡折磨……

羅竹風無端受冤。他，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投身革命，打過遊擊扛過槍。“駱漠”，本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用的筆名。雖然那時的環境如同沙漠一般艱苦，他要以駱駝般的堅韌精神投身戰鬥，這便是“駱漠”的由來。姚文元並未讀過駱漠當年的激揚文字，望文生義，歪批“駱漠”。

那天羅竹風從華僑飯店開完雜文座談會，回到家中，細思量，卻覺得姚文元命題的《敲鑼說》難以落筆，無法成文。

數日後，瀟瀟春雨，綿綿不絕。住在六樓的羅竹風，望著低垂著的鉛灰色雲層，彷彿天也矮了半截。

“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他站在落地窗前，濛濛細雨不時飄灑在臉上，倒覺得頭腦清醒得多。

“篤，篤篤……”響起敲門聲。

妻前去開門。來者拿著一把溼漉漉的黑布傘，腋下夾著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來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勳，老編輯也。他早年在上海復旦大學學習時，寫過短篇小說，翻譯過《續西行漫記》，也翻譯過俄國文學作品。自一九二七年起，便獻身於編輯工作。一九三八年，他擔任二十卷本《魯迅全集》的編輯和校對工作。一九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羅竹風擔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時，他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

一個局長，一個社長，閒聊也離不了本行，談起了編輯的苦經，編輯的社會地位……他們，不光在會上“出氣”，在會外也“出氣”！

蒯斯曛給羅竹風送來了“靈感”。

當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飄飄灑灑的牛毛細雨之中，羅竹風乘著電梯，回到了六樓家中。他站在窗邊，望著綿綿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寬大的寫字桌旁，揮筆疾書。於是，稿紙上便出現了一行標題：《雜家——一個編輯同志的想法》。

他作為出版局代局長，感到寫上真名實姓諸多不便——這篇短文會被讀者看成是局長的呼籲。於是，他寫上了他過去用過的筆名“駱漠”。

寫罷短文，他提筆給多次前來約稿的《文匯報》女編輯餘仙藻揮就一函：

“仙藻同志：

這幾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編輯交談，引起了寫作的衝動，草成《雜家》一稿，請閱處。

羅竹風“

《雜家》一文很快就在《文匯報》上披露。他做夢也不曾想到，這篇千把字的短文會惹出一樁“《雜家》事件”。在“文革”中，責任編輯餘仙藻因此被沒收了記者證；為《雜家》寫了《編後記》的《文匯報》總編輯陳虞孫多次檢討，如他自己所言“屁股都給打爛”；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鬥臺；對《雜家》一文表示過贊同的幾十個人，受到株連……

迄今，仍可從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以《文匯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長文《陳其五在為誰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關於《雜家》的寒光閃閃的文字：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對反革命的文藝黑線、黑問，進行了頑強的戰鬥。就為了這一點，陳其五（引者注：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對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瘋狂圍剿，惡毒地咒罵姚文元同志‘簡單粗暴’，是‘棍子’、‘框框’，這種攻擊，到一九六二年，更達到了高峰。有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竹風，在報上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