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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一身西裝，往常幾乎不在公眾場合露面，這次會議的幕後組織者、領導者，便是這個年僅二十四歲的“小夥計”——潘漢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會議。

一老一少兩主角，都在會上發表主旨性講話。魯迅講話的記錄稿經馮雪峰整理，後來發表在一九三○年四月《萌芽》月刊一卷四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的目光，總是看得很遠很遠。他一邊燃著紙菸，一邊侃侃而談。姚蓬子坐在離魯迅不遠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聽見、聽懂魯迅的“紹興官話”。魯迅的話，曾經振動過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動他的靈魂。象穿雲透霧一般，魯迅的話敏銳而又深刻。

魯迅的話，那般敏銳，那般透徹：

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引者注：今常音譯為“沙龍”），坐在客廳裡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並不想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無足靠。並且說工農大眾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所寵愛的鄧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汙穢和血，決不是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林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又如畢力涅克和愛倫堡，也都是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子，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魯迅一口氣例舉了那高呼“法西斯萬歲”的義大利作家鄧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那曾嚮往革命又隱入苦悶而自殺的俄國詩人葉遂寧（一八九五——一九二五），那蘇聯革命初期所謂“同路人”作家畢力涅克（一八九四一？），那個與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羅斯作家愛倫堡（一八九——一九六七）以及中國清末的“南社”，再三敲響了警鐘：“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

中國詩人姚蓬子身上，有沒有俄國詩人葉遂寧的影子？魯迅的近乎先知先覺的話，姚蓬子並未在意。魯迅的話竟成了姚蓬子命運的預言……

姚蓬子親耳聽見了魯迅的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邊，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壓根兒沒想到，他後來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麼樣的容易！

到了下午四點，演說結束，開始選舉。當場選出第一屆“左聯”執行委員：魯迅，沈端先（夏衍），馮乃超，錢杏邨，田漢，鄭伯奇，洪靈菲，周全平，蔣光慈，胡也頻，柔石，姚蓬子，華漢等。

“左聯”設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工農工作部、總務部。姚蓬子出任執委兼總務部長——在眾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經濟頭腦”，善於結交各色人等，所以“總務部長”之職非他莫屬。後來他成為作家書屋老闆，也充分顯示了他的“經濟頭腦”的“才華”。

自從成為“左聯”的執委之一，姚蓬子與魯迅、馮雪峰、潘漢年有了經常的接觸。

他已“告別”了法國的象徵派，不再寫那種憂思忡忡的小詩了。

他把手頭已經開譯的法國果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