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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子在一九二九年三月為《銀鈴》所寫的《自序》，倒是他自己當時思想的真實剖析。這篇《自序》，寫及了自己往日的煩悶，後來的沉默，今日的奮進，可以說是他加入共產黨以後思想日漸進步的印證。

這篇《自序》是姚蓬子早年思想的自我剖析，頗為難得，故全文照錄於下：

人是沒有方法逃避歷史的支配的，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節的支配一樣。梭羅古勃革命後不再寫什麼文章了，蘇德曼寂寞地度著他淒涼的暮年。從這兩位去年剛逝世的老文豪的晚年的歿落，我們可以證明歷史是不會對任何人殉私情的。

中國近十年間的歷史，是從墳墓中爬出來的歷史。自然，有許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為在墳墓中睡慣了，墳中的黑暗正適宜於他們的視覺，墳中的腐爛正適宜於他們的嗅覺，墳中的死寂正適宜於他們不會翻身的身體，他們再也不相信人間是有太陽與花，火與血，麵包與情慾，狂風與暴雨了。

大概是我沒有睡熟吧？我聽見外面有風有雷之交響，我從墓縫中看見了外面有火與血的飛迸。在墳裡我覺得氣悶。於是我開始在墳墓中爬著。

這些詩，是我煩悶在墳墓中的證據。

我開始作詩，是遠在五六年前。那時，火與血之光已在中國的南部門灼，歷史已走上了新轉變的前夜。那時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圖書館裡找尋著古代的叛逆者之跡；如Nietzsche，Schopenhauer，Baudelaiee，Poe，Artzibashev等等（引者注：即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法國現代派詩人波德萊爾，美國詩人坡和俄羅斯極端悲觀主義和非道德主義的散文作家阿爾志跋綏夫），都是我當年神交的好友們。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盞昏沉的煤油燈下，追逐著莎寧與巴莎諾夫（引者注：即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哲學家PierreCharron和十九世紀俄羅斯經驗批判主義哲學家Basapou。）等人的影子，在橫文的書籍中；即是跑上墮落者之集合所，以感傷的享樂來滿足我變態的本能。這些詩，都是我變態的情緒的表現呵，我自信是如此。因為我那時無意識地毀壞著建築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謂合理”的生活，來恐嚇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墳墓中的人們！

我有勇氣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擲給你們看吧！日下，時代已不允許你嘆氣；除了推著時代的輪子往前跑，盡著自己的力量去催促歷史早點完成它的使命外，還有說什麼空話的閒暇，所以，我是沉默著已三年了。

蒐集在此地的詩本來是無須印成冊子出版的。因為有時想到自己短促的二十三年問的心境的變遷，正合著歷史的演進，當我個人生活消極地崩壞著的時候，正是五卅前後（引者注：即“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中共黨員顧正紅。五月三十日，上海兩千餘學生上街，與巡捕們發生激烈鬥爭），舊的歿落從都會蔓延到鄉間，整個宗法社會陷在消極的崩壞狀態中的時候。為了紀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將這些詩付印了。

願親愛的讀者們放下這本無聊的小冊子，拿起你們的戰鬥的武器來。

能夠意識到舊中國是座墳墓，意識到自己以往的小詩是“我變態的情緒的表現”，表明了姚蓬子的思想在潘漢年的影響下，發生了躍變。正因為這樣，他才自認詩集《銀鈴》是“無聊的小冊子”，並勸說讀者“拿起你們的戰鬥的武器”。也正因為這樣，當他平生的第一本詩集出版之際，他沒有沉醉於自我欣賞之中，而在自序裡來了個自我否定。

確實，《銀鈴》之後，他再也不寫那樣灰溜溜、酸溜溜、嬌滴滴、冷冰冰的詩。他從月下花前“露絲”、“菲菲”轉向進軍的鼓點，從愛呀蜜呀吻呀唇兒呀轉向時代的烽火，他不再欣賞銀鈴般的清脆，而是熱衷於那鼙鼓的宏亮。

出任“左聯”執委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在上海竇樂安路北四川路的中華藝術大學二樓（注：今上海多倫路一四五號），三三兩兩來了許多陌生面孔。走進大門時，來者總是用警惕的目光回頭看一眼。

魯迅來了，畫室（馮雪峰）來了，田漢來了，夏衍來了，潘漢年來了，姚蓬子也來了。六七十個人，擠滿了不大的會場。

下午二時，會議正式開始。這一時刻，被莊嚴地載入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就在這裡誕生。

會議的主角有二。那個穿長衫、留八字鬍，操一口“紹興官話”的長者，自然是最乎眾望的魯迅。另一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