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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子專案組”，該組屬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材料組（後來改名為“上海市專案辦公室”）第六組。張春橋曾三次聽取過“姚蓬子專案組”的彙報。到青海外調的兩個人，確係上海“姚蓬子專案組”成員。

原來，這個“姚蓬子專案組”是姚蓬子的保護傘！

這個“姚蓬子專案組”，有如下“保密”規定：

“姚蓮子專案組在上海建國西路的辦公室要單獨，不準與其他三十年代專案組交流材料”；

“有關姚蓬子問題的材料不準外洩，一律交市專案辦公室”；

“通知上海師院革委會，不準任何群眾組織成立姚蓬子專案組，不準批鬥”；

“不準上海師院、上海作協的組織組接待外調人員直接找姚蓬子談話，調查提綱要經市專案辦公室審批後方能叫姚蓬子寫證明材料”；

“對透過姚蓬子瞭解情況的單位人員要注意，要詳細登記，嚴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發現問題要馬上報告市專案辦公室處理”；

“對姚蓬子的審查不能象其他專案物件那樣搞，不能搞隔離。讓他在家裡，用不著到學校去”；

“專案組要與姚蓬子家所在的里弄黨組織聯絡，要他們做好對姚蓬子的安全保衛工作。如有人問姚蓬子家住在什麼地方，回答不知道”；

“專案組對姚蓬子的問題作些外調，也要叫姚蓬子交代自己的問題，但目的不是為了定姚蓬子的案，而是透過他了解三十年代周揚等‘四條漢子’的一些情況”……

如此這般，專案組對姚蓬子實行保護，那是最清楚不過的。專案組成立之際，一位“領導”便定下了調子：“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親，有誰能定他的案？”

就是這麼個“專案組”，江青也還搖頭。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姚蓬子專案組”接到王少庸的“四點指示”：

“一，姚蓬子專案組不搞了，專案組人員解散。

“二，調查材料集中，登記造冊，上繳市專案辦公室。

“三，不準對姚蓬子搞批鬥。如一定要搞，必須打報告，經上海市委批准。

“四，不準接待外地的外調。如一定要了解，須經中央文革批准。”

好傢伙，姚蓬子從此成為“中央文革”屬下的“保護人物”，誰也不能碰，誰也不能查。

姚蓬子專案材料到哪裡去了呢？

王承龍把全部材料密封，送交張春橋，鎖入保險箱。

逍遙，安樂，從此姚蓬子躲在小樓裡，萬事大吉……

審查者受到反審查

樂了姚蓬子，苦了“姚蓬子專案組”成員們。

當“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到來的時候，“姚蓬子專案組”的成員們成了“審查物件”。這，叫做“反審查”！

罪名是明擺著的：“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炮打中央文革”，“擴散‘防擴散材料’”……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就連上海師院中文系幾位研究魯迅著作的老先生，也成了“一打三反”的物件：因為魯迅著作中多處提及姚蓬子，他們曾作為學術問題進行過研究。不料，那也被視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所幸魯迅先生早亡。倘若魯迅先生健在，勢必會被拖到隔離室，勒令交代其“炮打中央文革”之累累大罪！

下面摘錄“姚蓬子專案組”組員之一沈震璐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寫的揭發材料，足見當年的“反審查”何等酷烈：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個紅衛兵。因為我參加過姚蓬子專案組，掌握姚蓬子的叛徒、特務罪行，‘四人幫’竟對我進行了殘酷的迫害。

“我原是上海師院中文系六七屆畢業生，於一九六八年分配到解放軍六三四一部隊所屬的泰州紅旗農場勞動鍛鍊，原已宣佈一九七○年二月回上海安排工作，忽接上海市委命令，全體鍛鍊學生留農場參加一打三反運動。於是，二月下旬，上海師院派來的鬱某、周某，宣佈經市委、師院批准，對我進行審查。從此我受到了三個月的隔離審查，以後又監視審查兩個月。七月中旬，宣佈回上海工作並繼續接受審查。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又一次受到審查。

“在農場五個月的審查過程中，上海來人對我進行了逼供。套供、誘供，手段極其卑劣，從精神上對我進行極大的摧殘。他們一再逼問我，為什麼參加姚蓬子專案組？是誰指使我參加的？把材料擴散給誰了？為炮打張春橋、姚文元提供過什麼材料？在審姚過程中搞過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