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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紅聯絡站”、“紅衛戰鬥隊”、“二二○起義部隊”，聯合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審查上海師院一個老教師的三十年代歷史問題。

紅衛兵們來到離上海師範學院只有幾站路的上海圖書館徐家彙藏書樓。那裡收藏著大批三十年代舊報刊。

物理系的一個女紅衛兵埋頭查閱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一頁又一頁，細細地翻查。

忽然，她的心收緊了，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那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報》，赫然登載著《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

姚蓬子是資本家，這，人們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紅衛兵們還是第一次知道。

於是，他們全文抄錄了《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

於是，紅衛兵們組成“姚蓬子專案組”。

於是，上海師範學院裡出現大字報《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驚肉跳，肉跳心驚，（足卷）縮在小樓裡的姚蓬子，意識到大事不妙。

訊息馬上驚動了張春橋、姚文元。

上海師範學院接到來自康平路的電話：一切群眾組織，都不得成立“姚蓬子專案組”。外調姚蓬子，必須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批准……姚蓬子歷史材料，列為“防擴散”材料。

“康辦”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加額，鬆了一口氣。

然而，一九六八年四月，從青海省公安廳打來的長途電話，不僅驚動了張春橋、姚文元，連江青都過問此事了……

西寧。青海省公安廳。兩個穿軍大衣的年輕人，手持“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外調介紹信，提審那裡在押的一個歷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寫了外調證明材料。按照規定，外調材料要經青海省公安廳蓋上公章。

就在蓋公章之際，兩個年輕人受到盤問。因為青海省公安廳公安人員看到外調材料上，寫著這麼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親。”

“你們為什麼要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員扣留了兩個年輕人。

“我們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的！我們是經公安部同意到這裡外調的。？”兩個年輕人揮動手中的介紹信。

青海省公安廳電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長在電話中明確地答覆：“這兩個人是經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調的。”

青海省公安廳電詢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答覆：“派往青海外調的楊、劉二人，確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成員。”

青海省公安廳無奈，只得放掉那兩個年輕人。

兩個年輕人知道了這回驚動了公安部，驚動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頭頭，雖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馬上回上海。他們到重慶、武漢避風頭。過了好一陣子，才悄然返滬……

青海公安廳的電話，驚動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名主犯——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

謝富治怒氣衝衝地問那位副部長：“他們去青海外調，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長答道，“他們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正式介紹信，是符合組織手續的。何況外調的是姚蓬子問題，他

“他是姚文元的父親！”謝富治的肺都快要氣炸了，他訓斥副部長道，“你敢答應人家外調姚文元的父親，你的膽子不小哇！你這個副部長還想當不想當？你的腦袋還要不要？”

謝富治當即報告江青。

江青大發雷霆：“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是反革命罪惡陰謀！”

江青轉告汪東興，要他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電召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材料組負責人赴京，責問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調姚蓬子？

與此同時，謝富治下令：“公安部檔案中有關姚蓬子的材料，未經部領導小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閱。”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材料組負責人帶著檔案，飛往北京。

他當面把檔案交給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

檔案說明了來龍去脈：

一九六七年十月，由中共中央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廳周揚專案組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建議，應對上海的三十年代文化界人物進行審查，以便為周揚專案組提供材料。這位負責人根據掌握的情況，開列了三十多名審查物件，內中包括姚蓬子。這份報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審閱。他批了“同意”兩字。於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設立了“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