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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其他活動？妄想逼我承認參加專案組是為了要收集姚文元的材料。他們騙我，說我接觸的幾位紅衛兵負責人有的已經畏罪自殺了，有的已經被捕，有的已被宣佈為‘五·一六分子’，說我是紅革會頭頭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了（後來回上海才知道，當時他們並沒有受到審查）。又威脅我，再不按他們的要求交代，就要以反革命論處了。因為涉及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還要累及父親弟妹的政治生命，更不用談自己預備黨員的轉正問題了。

“每天從清早到深夜，在昏暗的小草棚裡，幾個人不停息地對我搞車輪大戰，輪番訓斥，逼寫材料。要我把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參加文化大革命起，直至審查前的一切行動回憶出來。晚上最多隻能睡著三四個小時。他們還常常指著外面站崗的解放軍戰士，要我想想還要不要自由。每隔一個多星期，連裡就要組織一次對我的批判會。……

“由於他們長時間的摧殘，在第三個月我病了，風溼性關節炎發得很厲害，又出現了嚴重的血尿。尤其是精神上感到控制不住了。我要求治療，要求給點安眠藥，使大腦有所休息，避免精神分裂。市委派來的人竟然以防止搞陰謀為藉口，不予治療。後因我精神確已陷入緊張、恐怖狀態，雙眼日夜不能閉合，學生中的衛生員李婷婷不忍看著我變成精神病，向他們提出由她擔保不出事，才批准我每天服一粒海拉明，略以鎮定。其他疾病未作任何治療。我幸好沒有變成精神病，但記憶力喪失了，甚至連前兩個月中自己回答的問題和寫過的材料也記不起來了。所謂的專案組這才被迫暫時不隔離我，但仍不許與任何同學接觸、講話。那時，同學韓曉明看我病得吃不下飯，就趁我不在時悄悄在我床上放了一包廉價的香脆餅，竟被連夜召開全連批判大會，批她包庇反革命沈震璐。逼得這個同學連夜出走，經過同學們四出找尋，半夜才從荒野的河畔找回來，沒有造成不幸……

“對我的審查，前後竟進行了三年半……”

這就是“反審查”——審查者受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