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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將近十來個年輕人，還有那位系黨總支書記和里弄幹部，都證明看過“紅小兵”的檢舉信，都說信是確實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說這些人都在那裡“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揚揚，一出鬧劇演得有聲有色。

就在“勁松”和另一個戰鬥隊召開“中文系教工平反大會”翌日，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黨總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門上，貼上紅紙頭，醒目的標題三個字：《道歉書》！

姚蓬子雙臂交叉在胸前，在紅紙頭前嘟嚷道：“哼，連鑼鼓都不敲，算什麼‘平反’？人家貼紅紙頭，都是敲鑼打鼓的！”

“勁松”戰鬥隊終於解散

自從“平反大會”旗開得勝，“勁松”戰鬥隊軍威大振。姚蓬子益發趾高氣揚，動不動斥責黨員幹部是“特務”、“狗腿子”、“國民黨”。

“勁松”戰鬥隊的油印機也嘩啦啦地印得歡，傳單的印數與日俱增。前來索取傳單的，交換傳單的，門庭若市，其盛況不亞於當年作家書屋的門市部。

就在“勁松”們“勁”頭十足的時候，忽然，一張大字報貼上門來，如當頭一棒。

其實，那張大字報寫得挺簡單，而且並沒有指名道姓地攻擊“勁松”戰鬥隊。

那張大字報，只不過全文抄錄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釋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這個檔案總共六條，人稱“公安六條”。大字報在“公安六條”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條“的，不許參加革命群眾組織！”

貼在“勁松”戰鬥隊的門上，其含義是不言而喻的。

“勁松”戰鬥隊沉默著，隊員們雙眉緊皺，躲在小房間裡一籌莫展。

隊長姚蓬子用雙手託著下巴，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宣佈退出‘勁松’戰鬥隊！”終於，一位頭髮灰白的隊員，打破了沉默。他說罷，站了起來，走出了“勁松”戰鬥隊。

“我退出‘勁松’戰鬥隊！”

“我也退出‘勁松’戰鬥隊！”

又有兩名隊員一邊說著，一邊朝外邊走去。

宣佈自動退出“勁松”戰鬥隊的人，越來越多。隊長的雙眉緊緊地擰在一起，拉住隊員道：“就這麼一張大字報，‘勁松’就散夥，太丟臉了吧！”

可是，隊員們各懷心腹事，掂量著門上那張大字報的分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勁松”戰鬥隊終於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臉沮喪，一蹶不振，再也沒“勁”了。

沒幾天，他交來一張病假單，從此躲進小屋，不再在大庭廣眾之中露面。

特別是當他聽說上海師範學院的紅衛兵成立了“姚蓬子專案組”，他戰戰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細有朝一日被用大字報公佈出來。

他常常做惡夢，夢見公安人員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重演一九五五年那觸目驚心的一幕……

然而，當他醒來，看見玻璃板下那張兒子一身戎裝、巍然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實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他不住地用這句話，安慰著自己空虛、惶恐的靈魂。

審查姚蓬子驚動了江青

說實在的，在上海師範學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細的人，倒並不多。

認真點講，姚蓬子並非上海師範學院的正式職工。他只是那裡中文系的兼課教師而已，主講中國小說史。中文系每月發給他一百元。“文革”開始以後，“停課鬧革命”，上海師院也就不給他發工資了。他不屬於上海師院教師編制之內，沒有“教授”頭銜，連“講師”職稱也沒有。上海師院沒有姚蓬子檔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說是個無職無業的人，一個名副其實的“自由職業者”。他本是作家書屋老闆。如果說，他有什麼工作單位的話，那就是作家書屋。自從作家書屋在解放後關閉之後，他就靠定息和存款過日子。也寫點文章，譯點書，不過很難算得上是正兒八經的專業作家。

自從一九六三年為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兼課以來，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資收入。不過，他僅僅是兼課教師而已。那裡並不過問他的政治情況，也沒有審查過他的歷史——因為他不屬於那裡的編制之內。

姚蓬子引起上海師院紅衛兵的注意，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

那時候，上海師院五個群眾組織——“紅師院公社”、“千鈞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