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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規定了有利於集體增產個人增收、減輕農民負擔和使分配兌現的一些具體政策，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周恩來還努力恢復文教科技部門的正常工作。他說：“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那些把書都燒了的，還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時，對於楊振寧提出的我國應加強基礎理論學習和研究的建議，表示贊同。不久，他對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說：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提高基礎理論水平，這是我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就要掃除，有什麼釘子就要拔掉。9月，他寫信給張文裕、朱光亞，強調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和科學實踐結合起來，這件事不能再遲了。10月，他針對當時正常升學制度已被“文革”破壞的情況提出，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對教育提出的富有膽識的主張，是後來恢復我國大學招生制度的先聲。他還在恢復出版事業，加強氣象工作，重視外語教學，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見。他多次批評姚文元分管的新華社的工作，提議把新華社的原負責人、老幹部朱穆之從幹校調回來，參與領導，得到毛澤東的同意。

在對外經濟方面，周恩來努力為改善和發展對外經濟交流和對外貿易創造條件。1973年1月，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我國從日本、美國、聯邦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裝置和單機，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纖、三套石油化工、一個烷基苯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制造工廠等，總額43億美元（後來實際對外簽約成交39。6億美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批大規模引進，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這些引進專案到1979年底絕大部分建成投產，在我國後來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段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糾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因此，國民經濟逐步回升。1973年，我國國民經濟各項主要指標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計劃，成為第一個五年討劃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財政情況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國也開啟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了聯合公報。9月，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宣告，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用了很大力氣來對大量的被打擊迫害的黨內外幹部恢復名譽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經周恩來審查同意，發表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社論強調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鍊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幹部還是老中青，老的都靠邊站，都是年輕的，不行”。9月30日前後，周恩來幾次約談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國慶社論的內容，強調要繼續落實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這期間，他建議在毛澤東處召開一次會議，談中共“十大”的籌備工作問題，並提議朱德、董必武、許世友等參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間，周恩來分別參加中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和天津、上海、江蘇等小組的討論，在發言中強調要抓好生產，落實幹部政策，要相信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對犯錯誤的幹部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10月，他同中央主管組織工作的紀登奎談了解放幹部和安排工作問題，之後中央組織部提出了一個幾百人的名單，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連續討論，解放幹部。他在延安參觀“七大”會址時，提出應陳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時、陳毅、賀龍的照片；當1972年12月毛澤東問到譚震林的情況後，周恩來立即寫信給有關負責人，說譚震林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這幾年中，周恩來常常利用各種紀念日舉行活動，透過在報紙上發表參加人員名單的辦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幹部。或者，他提出名單建議一批同志參加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會議，報請毛澤東批准，使不少同志從而獲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賀龍、“楊（成武）、餘（立金）、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