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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

周恩來和朱德繼續領導紅一方面軍在前方作戰。1932年底，國民黨軍組織對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圍剿”軍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蔣介石嫡系十二個師組成的中路軍擔任主攻任務，約16萬人，陳誠為總指揮。紅一方面軍轄第一、第三、第五軍團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軍，總兵力約7萬人。紅軍採取集中兵方，擊敵中路的方針，經過黃陂、草臺岡兩仗，殲滅蔣介石嫡系部隊近三個師，俘敵1萬親人，勝利地打破了“圍剿”。並且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團伏擊殲敵的光輝範例。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遷人中央蘇區。從此，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9月，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國剿”初期，周恩來曾經就作戰方針和戰役部署問題與博古、李德等人進行過多次爭論，觸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陳銘樞、蔣光誦、蔡廷鍇、李濟深等發動福建事變，反對蔣介石，蔣介石調“圍剿”軍入閩對付他們。12月13日，周恩來和朱德致電中革軍委建議調紅軍主力入閩與國民黨主力決戰。李德等不同意紅軍配合十九路軍作戰。卻將紅軍主力進攻國民黨軍構築的堡壘線。20日，李德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將周恩來、朱德調回後方，取消“前方總部”，併入中革軍委機關。周恩來、朱德失去了軍事指揮權。紅軍實際上由博古、李德指揮。周恩來曾經說自己到後方後，“李德成了總司令，我連參謀長都不如，只是一個參謀處長”。廣昌戰役後成立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主要是管軍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實際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只是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錯誤造成的結果，是喪失革命根據地，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共有8萬餘人，到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後，只剩下約3萬多人。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有利於蔣介石的堵截，紅軍損失不小。蔣介石要在湘江東岸消滅紅軍的企圖未能實現，就在紅軍原定計劃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幾萬兵力，佈下了一個口袋，而這時博古、李德卻仍命令紅軍按原計劃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這個危急關頭，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於是就有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有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李德等參加。毛澤東的主張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援。但會後博古、李德仍堅持原計劃進軍。18日，紅軍到達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張，透過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中央紅軍不去湘西。這次會議的決議，是紅軍戰略轉變的開始，是長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博古、李德所犯錯誤的否定，是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轉危為安邁出的第一步。周恩來是會議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貢獻。會後，剝奪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清算了王明“左”傾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會上，周恩來和與會的絕大多數人都同意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議明確了紅軍戰略戰術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上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中央常委分工，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後，紅軍四渡赤水。在渡烏江前，中共中央決定以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成立三人團，指揮軍事。接著，紅軍南渡烏江，又巧渡金沙江，終於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勝利，併為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中央紅軍在長證過程中，發生兩件大事，一件是召開了遵義會議，另一件顯中共中央和張國燾的北上和南下之爭。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在夾金山、達維之間與紅四方面軍第九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四團勝利會師。這時，南面是蔣系薛嶽部隊緊追；東面是眾多的四川地方部隊，派系龐雜，但與紅軍為敵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隊駐守松潘等地阻攔，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