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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尚未集結，西面是人跡罕至的高山地區。紅軍會合後，兵力10多萬，下一步向何處，是關鍵問題。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闡述了在松潘、理縣、茂州一帶不利於紅軍久駐，必須北上到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理由，並指出向南不可能，敵人已佔夾金山以南地區，向東也不可能，敵人已在東面集結130個團兵力；向西條件更難，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領導人，包括張國燾在內，都同意這個意見。但是會後，張國燾以種種藉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開始，周恩來積勞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會議，由毛澤東作報告，報告仍堅持北上方針，紅軍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陝廣大地區。這以後，張國燾發展到企圖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決定率紅一、紅三軍立即北上。到哈達鋪後，中共中央得知陝北有劉志丹、徐海東領導的紅軍，有革命根據地存在，決定率紅軍落腳陝北。

實踐證明，北上是正確的。紅一、三軍到達陝北，和當地紅軍會合後，進行了東征和西征。從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這10個月中，紅軍擴大了130％，繳獲槍支7000多枝，籌得抗日經費40多萬元，攻下縣城7座，擴大蘇區90餘萬公里。革命根據地的面積擴大到東西長1200餘里，南北600餘里，南抵陝西耀縣，西南至涇川、長武，西抵甘肅慶陽，西北達靖邊，東達黃河，北過長城與蒙古族取得聯絡，陝南遊擊隊也十分活躍。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會在陝西甘泉縣下寺灣召開，研究常委分工問題。張聞天主張軍事方面由毛澤東負責，周恩來只負責組織局不管軍事。這次，是毛澤東挽留周恩來仍作軍事工作。毛澤東提出，軍委主席由周恩來擔任，自己可以當副的。周恩來說，自己是願意從事軍事工作的，但軍事領導應以毛澤東為主。毛澤東又說，關於軍事領導，指揮軍事，恩來都是較通的。會議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周恩來還負責組織局的工作。

從此，周恩來長期擔任軍委副主席，和軍委主席毛澤東，數十年間在軍事上始終親密合作。

六、十年談判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後，周恩來兼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這時起，國共雙方已經陸陸續續有一些談判和接觸，周恩來也指導了這項工作。後來，國民黨同共產黨發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駐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和黨的領導工作。這樣，從1936年到1946年，同國民黨代表協商談判，就成為周恩來的主要工作。國外稱他是一個偉大的談判家。

1946年4月，周恩來在一個茶會上說過：“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民主事業的程序是多麼艱難啊！”

從他的內心說，在炮火連天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他是深願到前方抗日的。這從他在悼念左權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寫道，“遙望大河以北。請纓有願；困處莖門之內，殺敵無緣。這雖因崗位有別。但髀肉復生的我，遙聞哀耗，究不能無動於衷”。他是多麼希望親上前線，揮師殺敵呀！

但是，黨和革命事業需要他在後方，而且是在國民黨地區，去從事艱難的前所未有的談判工作。他服從組織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新的戰線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十年談判生涯，可以從1936年4月9日晚同張學良的會談說起。

4月9日下午，張學良在王以哲、劉鼎等陪同下從洛川飛抵膚施（延安）。他們來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蒼茫中等候著。馬蹄聲裡，周恩來和李克農到達了。會談進行了一晚上，周恩來的高屋建瓴、深刻透闢的發言和周到恰切、解決實際問題的分析，使張學良感到解決了很多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張學良的愛國熱忱，在聯共抗日問題上的主張和積極態度，也使周恩來感到欣慰。談的結果，張學良完全同意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同意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願意參與醞釀這事。對於蔣介石，張學良認為蔣現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爭取其抗戰。要他本人目前反蔣還做不到，但是蔣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會離開蔣介石。周恩來表示，關於朕蔣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意把張學良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

“張學良得到周恩來同志這樣明朗、切實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