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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多次談話，強調要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井代表中共中央宣佈仍由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後來，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會議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封信經周恩來審定，由陳毅帶回根據地。信中提出了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前途、發展方向與戰略，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並對紅軍與群眾、紅軍的組織與訓練、紅軍給養與經濟問題、紅軍中黨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評了朱德、毛澤東在工作中的缺點，要他們和前委注意糾正，要前委恢復朱、毛在群眾中的信仰，團結全體同志向敵人鬥爭。

陳毅回去後，11月26日，毛澤東在陳毅陪同下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四軍前委決定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根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為大會起草決議案，陳毅也參加了。這就是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透過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成為此後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重要檔案。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軍委，要各地紅軍組織學習紅四軍的經驗。

到1930年3月，全國紅軍發展到62700多人，編為13個軍，分佈在鄂、豫、皖、浙、贛、桂、粵、閩8省127個縣，並且在豫、蘇、皖，贛、浙、閩、鄂、湘、粵、桂10省的162縣有遊擊活動。全國黨員發展到10萬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國產業支部已發展到100多個，並向革命根據地輸送了許多幹部和物資。

（五）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

1930年3月，周恩來離上海去莫斯科參加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黨的工作，同時處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同共產國際間的一些分歧問題。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李立三的報告，透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這次“左”傾冒險主義的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要搞盲目暴動，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且要求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進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起點，組織南京兵暴必須與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同時並進，然後武漢暴動緊接著爆發，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幻想能夠“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在李立三“左”傾錯誤指導下各地發生的盲動，使得這兩年健全、發展起來的中共組織和革命工人隊伍遭受很大的損失，各地紅軍和根據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

周恩來是反對盲目暴動的。他認為“目前中國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革命的形勢。”“現在的時期是從各個的工人運動與農民戰爭轉到總的革命進攻，轉到為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民主專政而鬥爭的一個過渡時期”。他針對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傾，指出也要反對“左”傾的盲動情緒。

共產國際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決議，認為李立三有否認革命發展不平衡、搞脫離群眾的武裝暴動計劃、只要政治罷工不要經濟罷工等譜誤，“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決定在好幾個城市中實行武裝暴動”。周恩來、翟秋白參加了討論。共產國際於1930年7月作出決定，要周恩來、瞿秋自回中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

8月19日，周恩來先回到上海，他採取思想上說服教育、工作上穩步糾正的辦法，對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態度一起討論和改正。他透過個別談話和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產國際的意見。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指示和決定來糾正錯誤。周恩來親自起草了中央給長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漢、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恢復被李立三取消了的黨、團、工會的獨立領導機構和組織系統。這樣，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的一些主要錯誤，就開始糾正。然後，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在會上先後作《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和《組織報告》，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結論。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後的中共中央，對於停止執行立三路線起了積極的作用。會議糾正了立三路線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