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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團結，戰勝困難。

有同志對他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在你的身上。”

周恩來說：“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面對嚴重的困難，周恩來親自掛帥，指定國家經委和有關各部領導人成立生產排程十人小組，每晚開排程會，會後向他彙報，第二天清晨傳達指示。如動用國庫解決短缺物資；組織增產節約；緊急呼叫車船搶運救濟物資；甚至煤礦上因糧食供應不足，擠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糧問題，排程小組也採取特殊措施，加供糧食補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來領導下，為了渡過困難的歲月，這個小組作了許多工作。

困難時期，周恩來突出地抓了糧食問題。

1960年糧食產量是2800億斤，比1957年的3900億斤減少了三成。那時候，全國糧食供應十分緊張。全國6億人口，城市人口1。2億多，“大躍進”多了2900萬人進城吃商品糧。國家需要有360億到400億斤的糧食庫存，才能調配得開，保證正常供應，而1960年國家庫存只有180多億斤，除了供應城市外，農村還需返銷上百億斤糧。有的大城市如瀋陽、大連只有幾天的存糧。許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每週要召開三四次會議專門討論糧食問題。他要秘書制定了一張像“哈達”那樣的糧食大表，上面記著各省、市的糧食數字。他對錶上的數字記得非常清楚，根據實際需要和可能，親自決定向備地調撥糧食，並且下決心進口糧食、精簡2000萬人下鄉，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並作出決定。

為了渡過困難，周恩來抓糧食抓得很細。當時的糧食部部長，一個星期要被找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好幾次，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時晚上九十點鐘或十一二點鐘去，談到凌晨三四點鐘。在深夜，鄧穎超就送去一些餅乾等，偶爾也端來一小碗素掛麵。這都是周恩來自己出錢，不向國家報銷的。那年月，中央經常召開的討論糧食問題的會議，都是由周恩來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說過：管糧食、管吃飯的分三線。糧食部在第一線，由他們先同各省區協商，能夠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線是李先念，糧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請出來。第三線是周恩來，李先念同他們商量不下去，最後就把周總理請出來。於是，周恩來就把糧食部領導人帶上去拜訪，一個省一個省地定。那時，調動600萬斤糧食，都要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直接抓糧食工作，是從1959年開始的，大約一直抓到“文革”開始。糧食情況開始好轉，是在1964年以後，產量逐漸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億斤左右，城市供應比較好了。為了解決6億人民要吃飯這個大問題，周恩來在那幾年中確實是操碎了心。幾年工夫糧食問題逐漸解決了，然而周恩來明顯蒼老了。

“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比例的重大失調，到1960年，眼看這種“躍進”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了。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來要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頓。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國家計委黨組四次向周恩來彙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意見。國家計委原來提的意見是：“1961年是經過‘大躍進’後的一年，根據中央上海會議和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國民經濟隨著重進行整頓、鞏固和提高”：“編制明年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周恩來聽取彙報後，改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不但補充了“充實”的內容，而且把“整頓”改為“調整”，使內容更加廣泛，突出了扭轉比例失調的含義，更切合當時經濟形勢的需要。這個方針，在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透過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周恩來在會上進一步提出，這三年的缺點錯誤最集中的表現是指標定高了，建設規模搞大了，調整首先是調整各種比例關係，當前調整的主要任務是：第一，決定退夠，留有餘地；第二，重點調整，打殲滅戰；第三，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後來，他在1962年3月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八字方針是“以調整為中心”，“是一個既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又為長遠打算的積極的方針”。“在我國前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發展中，出現了許多不協調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不協調的現象，為了鞏固已有的成績，為了給以後的國民經濟的新的大發展創造條件，就必須用一個較長時間，即用幾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