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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朱德也說：“研究黨的軍史時，應當從這個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來解決了建立革命軍隊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關於建軍的宗旨與任務，他指出：孫中山設軍校是要建立“為人民所用之軍隊”，“軍隊之打仗是為人民而打的”。革命軍隊的任務，“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關於軍隊和黨的關係，他指出：“革命軍是黨的軍隊，革命軍的行動要依著黨的政策”，革命軍隊“是為主義為黨國而奮鬥的”。關於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隊政工是革命的靈魂”。“我們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對於官長官佐要鞏固其革命觀念。對於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識，所以我們要認識革命化、紀律化、統一化。就係統方面說，政治部是軍隊組織裡面的一部分，要輔助各部處的工作，以進行政治教育實施的目的。”對於軍隊同人民的關係，他指出：革命軍隊必須同人民緊密團結，革命軍“是為人民解除痛苦而來，但全恃本校軍隊，力量太小，若無人民援助，仍不足負重大責任”。

周恩來還籌建了一支特種革命隊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第一支革命軍隊。後來，這支隊伍擴建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成為北伐軍的先鋒。

1925年，革命軍進行了兩次東征，周恩來都是政治部的領導人。他規定了“不拉夫，不籌餉，不強佔民房，不用軍用券”等。東征軍紀律嚴明，雞犬不驚，當時曾有“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的《愛民歌》。“革命軍所到之地，人民樂於貿易，自願幫助運輸並代作偵探工作，所以作戰順利，一戰而克服東江，此乃中國軍隊第一次戰時政治工作之成績。”

在東征中，周恩來不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實踐經驗，而且有了軍事指揮、後方勤務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實踐。

第一次東征中，他參加了進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個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城池，陳炯明部約4000人守城。蔣介石、周恩來等聽葉劍英彙報了敵情和作成方案，詳細商計了攻城計劃。2月13日發起攻擊，周恩來和各級黨代表鼓勵學生軍奮勇戰鬥，協同粵軍第二師佔領了淡水。第二次東征中，周恩來參與指揮了攻打惠州城的戰役。在戰爭的關鍵時刻，他命令蔣先雲組織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敢死隊強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這次東征的決定性勝利。接著，他又與何應欽率第一師攻佔海豐，同陳炯明部近萬人決戰於華陽、河婆一帶，全殲敵中路主力。陳炯明殘部退入福建，東征軍入閩追殲，周恩來留在汕頭主持後方工作。東征勝利結束後，他受命行政主要職務。他幫助地方建立政黨、政權和工會、農會等組織，擴大了軍隊的群眾基礎。

在兩次東征之間，廣州發生了著名的沙基慘案。6月23日，為了聲援“五卅”後上海工人的鬥爭，香港口廣州的罷工工人和廣州的工人、農民、士兵、學生10萬人遊行示威，經過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村時，遭到英、法等國的武裝鎮壓，死50餘人，重傷170親人。周恩來參加了群眾遊行隊伍，3個人一排行進，機關槍掃射過來，他兩邊的人都中彈身亡，他得以倖免。這是他回國後領導群眾鬥爭遇到的第一次險情。他總是勇於站在鬥爭的第一線。

1926年12月，周恩來離開廣東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和中央軍委委員，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特別委員會，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何松林（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肖子璋組成；並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特別軍委，準備進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武裝起義發動時，周恩來擔任了總指揮。

北洋軍閥駐在上海的，是畢庶澄部，約3000人，加上當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強，軍心不穩。這對於舉行起義是有利的。陳獨秀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特委負責人，對於這次起義是積極的，對組織起義也提出過正確的意見。但是他認為起義是“群眾的奪取武裝，群眾的開代表大會”，不主張組織和訓練工人的武裝隊伍。周恩來不同，他認為敵人部隊對我們能起多大作用，這取決於我們對工人的武裝程度，取決於工人擁有的力量。他重視“自己的準備”，“糾察隊、自衛團都有規定特別工作”，“並加暴動起來奪取武裝”。周恩來根據特別軍委的討論，提出了軍事工作的綱領性計劃，包括建立領導機構，組織武裝力量，加強隊伍訓練，準備武器，蒐集情報，並且加強敵軍工作，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