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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朱德也說:“研究黨的軍史時,應當從這個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來解決了建立革命軍隊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關於建軍的宗旨與任務,他指出:孫中山設軍校是要建立“為人民所用之軍隊”,“軍隊之打仗是為人民而打的”。革命軍隊的任務,“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關於軍隊和黨的關係,他指出:“革命軍是黨的軍隊,革命軍的行動要依著黨的政策”,革命軍隊“是為主義為黨國而奮鬥的”。關於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隊政工是革命的靈魂”。“我們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對於官長官佐要鞏固其革命觀念。對於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識,所以我們要認識革命化、紀律化、統一化。就係統方面說,政治部是軍隊組織裡面的一部分,要輔助各部處的工作,以進行政治教育實施的目的。”對於軍隊同人民的關係,他指出:革命軍隊必須同人民緊密團結,革命軍“是為人民解除痛苦而來,但全恃本校軍隊,力量太小,若無人民援助,仍不足負重大責任”。
周恩來還籌建了一支特種革命隊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第一支革命軍隊。後來,這支隊伍擴建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成為北伐軍的先鋒。
1925年,革命軍進行了兩次東征,周恩來都是政治部的領導人。他規定了“不拉夫,不籌餉,不強佔民房,不用軍用券”等。東征軍紀律嚴明,雞犬不驚,當時曾有“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的《愛民歌》。“革命軍所到之地,人民樂於貿易,自願幫助運輸並代作偵探工作,所以作戰順利,一戰而克服東江,此乃中國軍隊第一次戰時政治工作之成績。”
在東征中,周恩來不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實踐經驗,而且有了軍事指揮、後方勤務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實踐。
第一次東征中,他參加了進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個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城池,陳炯明部約4000人守城。蔣介石、周恩來等聽葉劍英彙報了敵情和作成方案,詳細商計了攻城計劃。2月13日發起攻擊,周恩來和各級黨代表鼓勵學生軍奮勇戰鬥,協同粵軍第二師佔領了淡水。第二次東征中,周恩來參與指揮了攻打惠州城的戰役。在戰爭的關鍵時刻,他命令蔣先雲組織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敢死隊強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這次東征的決定性勝利。接著,他又與何應欽率第一師攻佔海豐,同陳炯明部近萬人決戰於華陽、河婆一帶,全殲敵中路主力。陳炯明殘部退入福建,東征軍入閩追殲,周恩來留在汕頭主持後方工作。東征勝利結束後,他受命行政主要職務。他幫助地方建立政黨、政權和工會、農會等組織,擴大了軍隊的群眾基礎。
在兩次東征之間,廣州發生了著名的沙基慘案。6月23日,為了聲援“五卅”後上海工人的鬥爭,香港口廣州的罷工工人和廣州的工人、農民、士兵、學生10萬人遊行示威,經過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村時,遭到英、法等國的武裝鎮壓,死50餘人,重傷170親人。周恩來參加了群眾遊行隊伍,3個人一排行進,機關槍掃射過來,他兩邊的人都中彈身亡,他得以倖免。這是他回國後領導群眾鬥爭遇到的第一次險情。他總是勇於站在鬥爭的第一線。
1926年12月,周恩來離開廣東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和中央軍委委員,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特別委員會,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何松林(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肖子璋組成;並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特別軍委,準備進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武裝起義發動時,周恩來擔任了總指揮。
北洋軍閥駐在上海的,是畢庶澄部,約3000人,加上當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強,軍心不穩。這對於舉行起義是有利的。陳獨秀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特委負責人,對於這次起義是積極的,對組織起義也提出過正確的意見。但是他認為起義是“群眾的奪取武裝,群眾的開代表大會”,不主張組織和訓練工人的武裝隊伍。周恩來不同,他認為敵人部隊對我們能起多大作用,這取決於我們對工人的武裝程度,取決於工人擁有的力量。他重視“自己的準備”,“糾察隊、自衛團都有規定特別工作”,“並加暴動起來奪取武裝”。周恩來根據特別軍委的討論,提出了軍事工作的綱領性計劃,包括建立領導機構,組織武裝力量,加強隊伍訓練,準備武器,蒐集情報,並且加強敵軍工作,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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