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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的分子學原因。他所採用的工具侷限於尿樣分析和血液分析，由於這類方法太粗糙，難以幫助他找到所希望的目標，因此，這一研究最後以失敗告終。如今，精神健康問題又再次成了他注意的中心，另一種至關重要的理論又在他的頭腦中醞釀起來了。他相信，利用這種理論就能夠解釋——就像他創造的其他重大的理論一樣——各種各樣模糊不清，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現象。

如果說，人的大腦功能取決於某些分子（比如，酶、輔酶、替代物、生成物等等）的適當數量的話，那麼，大腦的最佳功能就很可能取決於在大腦中分子的某種型別的平衡，正如他後來所說，要有“合適數量的合適分子”。如果有一種重要的酶不夠活躍或失效了——苯丙酮尿症患者就屬於這樣的情況——那麼整個機制就會陷入混亂的狀態。不過，要是有一種酶功能失調，我們就可以透過大量補充有關的物質來恢復平衡。這也許就是霍弗和奧斯蒙德用煙酸所做的事——在一種酶反應失調的情況下，大量運用一種替代物或輔助物使其回到正確的方向。

鮑林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名稱——“分子矯正”精神病學，並且著手準備發表自己的思想。

“分子矯正精神病療法，就是透過給大腦提供最佳的分子環境，特別是提供體內正常狀態下各種元素的最佳濃度的溶液，對精神病治療的方法，”他在1967年春就這一理論撰著的第一篇論文中作出了這樣的解釋。採用不含蛋白質的食譜來治療苯丙團尿症，就是分子矯正療法的一例：其結果是降低了造成精神障礙的氨基酸濃度。霍弗和奧斯蒙德的超大劑量維生素C療法是分子矯正療法的又一個例子。還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人們還知道，種種不同的營養缺失症，其中包括諸如糙皮病和壞血病那樣的維生素缺乏症，可能導致各種各樣精神錯亂的症狀。“大腦和神經纖維的功能，與其他器官的功能相比，更加敏感地取決於化學反應的快慢，”鮑林寫道。“我認為，精神病多半是由反應速率失常引起的。一個人的遺傳結構和飲食，以及重要元素的分子濃度發生異常的變化，決定了這類反應的快慢。”

這一新理論的某些結果使鮑林感到特別興奮。這是一種重要的理論，錯不了。這種理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考察了大腦執行的最佳方式。不過，還有比這更加深刻的含義。這種理論為鮑林提供了一條回顧過去的途徑，在一定程度上還幫助他明白了生活中發生過的一些荒謬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他還記得，他母親貝莉生了嚴重的貧血症，逐漸傷害到大腦，最後終於被迫進了精神病醫院。她的大腦中產生了分子不平衡狀態。應用分子矯正療法將會有助於杜絕別人再發生這樣的事。

還不止這一些。分子矯正這一概念可以應用於人體。比方說，糖尿病就可以看作是一種需要進行分子矯正的疾病，讓病人體內自然產生適當數量的胰島素，這種病就可以得到治療。治療甲狀腺亢進，應當補充需要的碘。氟化水可以防止齲齒的發生。生命是一系列複雜的化學反應；人體就是發生這種反應的場所。如同任何別的化學反應一樣，人體內的化學反應也需要有適當數量的反應物、催化劑和生成物。鮑林很快就從分子矯正的角度，把他的理論從大腦活動推廣到人體健康所涉及的各個領域。

聖地亞哥和斯坦福

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鮑林需要一個實驗的場所。有了實驗的設施，反過來也有利於他尋求必要的資助。聖巴巴拉無法向他提供這樣的條件，他只得將目光投向其他的地方。1967年夏天，機會終於來到了。新建和正在發展的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邀請鮑林擔任為期一年的化學和物理學訪問教授。化學系似乎有意向將其轉化為一種長期聘任的關係。鮑林向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請了假，愛娃在拉喬拉找到了住所。1967年9月，鮑林開始在聖地亞哥工作。

在一段時間中，他似乎又回到了輕鬆愉快的歲月。又有了一個實驗室——儘管很小，只有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時那個實驗室的幾分之一，但畢竟算是一個實驗室——又與一批科研人員為伍。他又能伴隨大學校歷的節奏開展工作了。

然而，事實證明，聖地亞哥與聖巴巴拉一樣，也非久留之地。鮑林好不容易湊到一筆研究資金，並且僱用了一名研究助理開始對某些問題進行研究時，他就得到訊息說，長期聘用他的事又要泡湯了。至於理由嘛，仍然是政治。

鮑林對兩大政黨的越南政策很厭惡，因而批評的火力也更加猛烈。1967年，他加入和平和自由黨——該黨提名參加總統競選的是布萊克·彭瑟，埃爾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