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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克利弗——並且使用了“實現民主社會學生聯合會”這個左翼組織特有的語言。鮑林從心底裡擁護這個組織的宗旨和策略，支援美國黑人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利的鬥爭，號召持續不斷地進行強大的群眾性示威活動。此時，他還談到了要進行革命的問題。“我相信非暴力鬥爭，”他在1968年5月的一次反戰集會上說。“但是，當權者都相信暴力，相信武力手段——相信催淚彈、燃燒彈、警察武裝、空中轟炸、核武器、戰爭。只要當權者的自私心理不滅，我們關於未來革命應當採用非暴力方式的願望就有落空的危險。”

鮑林使用的語言愈來愈激烈，再次引起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們的注意。從他抵達聖地亞哥的時候起，就聽到傳聞，說加州大學有幾個校務委員早就看不慣鮑林，堅決反對任何一所分校長期聘用他。說來真不巧，鮑林在1968年2月慶祝了自己的67歲生日，正好是加州大學教授法定的退休年齡，因此，事情就更加困難了。鮑林此時身體很健康，思維也非常活躍，幾乎沒有考慮過要退休的事。但是，年齡還是成了再次聘用的障礙。與此同時，一項新的規定又開始生效，就是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取得了直接投票的權力，可以否決任何一個人到了退休年齡而要當作例外情況處理的提議。鮑林心裡很清楚，這些校務委員無論如何不會放過他。他在聖地亞哥分校的前途未卜，因此要取得研究資助就很渺茫了。沒有資助，在學校裡就難以得到科研的成果，到達退休年齡再要求續聘就更沒有理由了。

經過幾個月的遲疑不決和內部的爭鬥，1968年秋季學期開始前幾個星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終於決定再聘用鮑林一年。事情已非常明顯，再要超過一年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鮑林開始另謀出路了。他的老朋友比德爾曾經主動要求他去芝加哥大學任教，他也曾考慮過接受這一邀請，但最後還是謝絕了，他的家在加利福尼亞州。

他終於作出了決定。1969年2月，鮑林正式宣佈，他將在學年結束以後離開聖地亞哥。他說，他的目的地是斯坦福大學，他已接受該校的邀請，擔任化學系的顧問教授。

1969年5月，成百上千名聖地亞哥分校的學生，聚集在學校體育館，哀掉一位伯克利分校的學生。在人民公園發生的一次衝突中，這名學生被警察開槍殺害了。集會上，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舉行罷課，讓學校關門。

有些教職工呼籲採取溫和剋制的態度，此時，鮑林來到了會場。他那激昂慷慨的聲音，愛憎分明的態度，與他以前在反對核試驗發表演說時完全一樣。他對與會的學生們說，伯克利槍殺事件是美國式軍國主義、經濟剝削和無視人權的又一例項，這類現象在越南還在不斷地上演。“罷工和罷課是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表達自己反對壓迫和剝削的一種方式，”他厲聲說道，所用的言辭也愈來愈激烈。“在整個加利福尼亞大學，每一個人，每一位同學，每一位老師，每一位職工，都應當站出來，與伯克利事件所顯示的不道德的非正義行徑作鬥爭。”

這也算是他向加州大學校務委員們說聲再見的一種方式。

在許多方面，斯坦福大學的情況要好得多。不說別的事，帕羅·阿爾託離開他的大蘇爾牧場就要近得多。他和愛娃頻繁地往返兩地之間就不再那麼費事了。化學系的老師對他的加盟也感到非常高興。在私立學校裡，退休年齡不再是一個問題，他再也碰不到與校務委員們磨擦的麻煩。再說，舊金山地區的政治氣候還是比較平和的。

但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鮑林不得不與他人達成一筆交易，就是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一半的錢，再加上得到的全部資助，用來支付有關人員的工資。一年之後，工資就根本沒有保證了。僅有的實驗場地又很小，而且與化學系主樓是分開的。

鮑林心裡想，關於分子矯正的專案一旦能得到資助，情況就會有好轉。他和愛娃在帕多拉谷地，離校園5英里的山區，找到了一所外表樸實但還算比較舒適的房子，房子裡有一座用石塊建造起來的大火爐，配上用天然木料製成的傢俱，一切與他們在帕薩迪納的老房子還是比較相像的。

他想，這下他也許可以結束飄泊不定的歲月，真正安頓下來，在科研上做一點重要的工作了。

23　維生素C

普通感冒的終結

鮑林對醫生並不討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他們不怎麼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聖地亞哥醫學協會舉行的一次宴會上，談論分子型疾病的問題。在他發表演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