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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通認為，這是不夠的。壞血病不只是簡單的一種營養缺失症，而B也是人類共有的一種遺傳件缺陷，也就是先天性新陳代謝的缺陷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一種酶的喪失，使人類失去了體內合成某種所需物質的能力。對動物所作的研究表明，簡單地預防壞血病，尚難保持人體處於最為健康的狀態。只有另外一些哺乳動物，如老鼠，才具有良好的生化機制自身就能產生出抗壞血酸。實驗證明，一位經過體重調節達到150磅左右的成年人，每天攝入1。4克到4克維生素C，這大約相當於一隻老鼠自身體內產生的數量，才能保證人體自身的健康。斯通還相信，攝入量少於此數，就可能引起他所說的“慢性亞臨床壞血病”。這是一種身體衰弱的狀態，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很容易生各種各樣的疾病。他在一篇論文中得出結論說：“這種遺傳性疾病的概念可以用來合理地解釋，為什麼能用大劑量抗壞血酸來治療壞血病和許多其他的疾病，從而為臨床研究開啟了廣闊的天地，並且深入到目前尚未充分探索的領域。我們可以用大劑量抗壞血素來治療某些細菌性炎症、膠原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衰老症。”遺憾的是，已經有六家醫學雜誌拒絕刊登他這篇論文。

換言之，在斯通看來，眼用足量的維生素C來預防壞血病，與一個人用足夠的食物來填飽肚皮以免餓死是一樣的道理。要吃飯，要健壯，就要攝取更多的營養。他勸鮑林每天服用1。5克維生素C，這對預防傷風感冒之類的病毒性疾病有奇效。

“我並不相信這一點，”鮑林後來提到斯通的來信時說道。斯通畢竟不是醫生，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也不是營養學家或專門研究醫學的學者。他是釀造工業界一位生物化學工作者。但是，斯通的理論框架——遺傳性變異造成維生素C缺失的思想——是與鮑林本人的思想一脈相承的。比德爾用鏈苞黴變異的概念表明，遺傳性變異可以導致像維生素和氨基酸那樣的營養成分的缺失，鮑林對比德爾的思想是深信不疑的。“我們今天需要的各種維生素都是千百萬年以前祖先生過的分子型疾病的見證，”鮑林在1962年就曾這樣寫過。要是在一兩年以前，他也許會把斯通的勸告當作喜歡異想天開的人寫來的信件付之一笑了事，但時至今天，他對精神分裂症的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剛產生興趣，看來維生素C至少還是值得一試的。

他開始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C。

神奇的結果出現了。幾十年來，傷風感冒一直是鮑林的心腹之患。一旦患上感冒，就不是小毛病。身體極為衰弱，咳嗽多疾，往往要臥床一星期，許多情況下還會併發非常嚴重的鼻炎。感冒嚴重地影響到他的工作，迫使他推遲出訪的計劃，真使他苦不堪言。以前，他只有一種預防的辦法——每天針青黴素，從1948年開始，一直到60年代初，他斷斷續續地一直在用這一種方法。

接下來，就與維生素C有關了。他和愛娃開始按斯通的建議量服用維生素C。兩個人都感到比以前更有勁，精神也愈來愈好，而且不再患感冒了。四十年裡一直纏繞著鮑林的毛病突然得了醫治，這與科學文獻中寫出的結論一樣是一個有力的證據，鮑林成了維生素C的信仰者。

不過，他是一個不想大事聲張的信仰者。三年裡，他每天都服維生素C，從中得益，卻對其不置一言。這倒不是因為他從生化機理的角度對此不感興趣；事實上，在聖巴巴拉居住期間，他甚至開始測定自己小便中維生素C的含量——但是，他不相信抗壞血酸是一種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只是希望把霍弗和奧斯蒙德的想法借用於對精神健康和維生素問題的研究。

鮑林此時正在研究和分析另一重大的理論，那是一項關於精神問題的宏大計劃，在未來的一年裡，這一計劃將要成為他施展想象力的主要陣地。霍弗和奧斯蒙德應用超大劑量維生素來醫治精神分裂症，對鮑林來說，這是促使他研究問題的“催化劑”，但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需要他考慮。經過多年的研究，鮑林開始認識到，人的大腦是一種分子一電子能激發的場所，它透過一種複雜的生化機制傳送出種種訊號，這一機制由代謝物提供必要的營養，其活動受到酶反應的支配，並以某種人們尚不清楚的方式加以協調和調節——根據鮑林從最先進的流行思想中得出的結論，這一切很可能是透過神經細胞相互聯絡的有利模式完成的。

鮑林的研究興趣集中在有關的生化機制上。他在探索大腦奧秘時所作的初步嘗試，十年以前對精神障礙和苯丙酮尿症患者進行的研究，其目標都集中在發現和界定酶缺失現象，因為這種現象可以用來解釋精神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