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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的失察或無意的盲目視而不見有關的結果——但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有那麼一小批認真進行的臨床研究支援鮑林和斯通關於維生素C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論：服用的維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劑量的標準，患病的機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症狀也越輕。鮑林查閱文獻後得知，抗壞血酸對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兒麻痺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過，在文獻中，有更多的例項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鮑林打算將自己的發現分之於眾了。

他認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裡想，有過硬的證據表明，這是一種價格便宜、容易買到的營養品，至少可以用來使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過千百萬人的一種疾病。再說，也許會帶來比這更有意義的結果。鮑林曾經讀到過一些資料，說是在冬天為大雪封閉的幾個小村莊，村民們誰也不會生感冒，因為此時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當春天來臨時，有客人造訪，他們也把感冒帶進了村莊，每個人都將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維生素C，許多人增強了抵禦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著兩百多種感冒的病毒，它們複製自身的地方會減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況會緩解；感冒病毒的數量也會減少。“如果在世界範圍內降低感冒的發病率，”鮑林心裡想，“那麼普通感冒也會像英倫三島的天花一樣徹底地消失。我可以預測，也許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達到這一個目標。”廣泛而又適當地應用維生素C，也許就意味著普通感冒的終結。

當然，這不但會大大減輕這個世界上人們承受的痛苦，而且也會使萊納斯·鮑林的名聲更響亮。鮑林已經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他發現阿爾法螺旋並獲得諾貝爾獎，從而在國際上出了名，從那時算起，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此時，已有人開始談論，因為他在鐮狀細胞上所做的工作，要不要給他頒發第三個諾貝爾獎，也就是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不過，這種說法並沒有兌現。在這幾年中，他的精力都投入政治了，而他近來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他已置身於科學發展的門外，成了一個歷史性人物。

鮑林可不甘心做這樣一個人。他不打算躺在徒有虛名的榮譽位置上，僅僅在一些禮儀性場合露露臉，讓年輕人去摘取一頂頂桂冠，而沒有他鮑林的份。他身體仍健壯有力，頭腦仍機敏聰慧，他仍然是一名戰士。分子矯正醫學是他發揮雄心壯志的最新陣地。他主張為身體和大腦創造最佳的分子環境，至今尚無人能表明這一思想有什麼不當之處。他發現了壞血病與維生素C之間的關係，表明人體大量攝入維生素C具有增進健康的作用。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將這些成果公之於眾，不但有利於公眾的健康，而且是用令人信服的例項證明他的一般理論是正確的。

1970年3月引日，他與長期來一直為他出版教材的弗里曼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正式出版一本關於普通感冒的小冊子。這將是一本科普性讀物，書中，他要通俗地介紹他的思想，沿著《不再有戰爭！》一書的思路，直接地向公眾傳授有關的知識，讀者也許會從中得益。在接下去的兩個月時間裡，他把自己關在大蘇爾牧場，潛心著述這本書。與此同時，他又草擬了一篇學術性更強的論文，準備將自己的發現向《科學》雜誌投稿。

鮑林這本書的名字為《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書中，他力求體現概念清晰、結構緊湊、通俗易懂的慣常風格，詳細闡述了他研究有關文獻資料得到的結果。全書綜述了其他學者精心設計的五次試驗，有關結果都證實了他的想法是正確的。文中還介紹了醫生們多次用維生素C治療感冒的經過，從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據，表明大劑量服用維生素C是安全的。鮑林的書滿懷信心地宣稱，每天服用幾克維生素C，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引起輕微的腹瀉，這與藥店裡很容易買到的阿斯匹靈可能產生的毒性相比，應當說是非常安全的。這本書的其餘部分總結了他關於分子矯正的設想，闡釋了斯通關於進化的概念。許多篇幅用在個體的生化特徵這一課題上，說明各人對維生素C和其他營養成分的需要量是很不相同的。

1970年11月18日，即將付梓的幾份清樣送到了有關的報刊，一場規模空前的公開爭論沸沸揚揚地開始了。第二天，《紐約時報》引述鮑林的話說，為了處於最佳健康的狀態，為了預防感冒，每人每天需要服用1至4克維生素C。鮑林則藉此機會抨擊醫藥界——從醫藥公司一直到醫學雜誌和廣大醫生——企圖抹殺有利於抗壞血酸的證據。他們幹嗎要這樣做？記者向他